彼埃爾去世以後的年代，是瑪麗加緊工作的年代。
1908年，她獲得克爾曼大金獎章；
1909年，她獲得埃利約特·克瑞生金獎章；
1910年，她獲得亞爾伯特獎章；
1911年，她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金；
……
正當她在科學天地裏大顯身手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她毅然關閉了她視為生命的實驗室，搞了二十部私人汽車，組織了一個流動X光透視急救隊。她親自帶隊，開赴前線。
在當時，使用X光透視傷員身上的彈片，還是一個首創，因此，瑪麗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她帶著她的急救隊，從這個戰地，開到那個戰地，有時要連續工作幾個晝夜。不久，整個前線都認識了瑪麗的急救車，戰士們親切的稱它為“小居裏”。
戰爭是殘酷的。傷員越來越多，請求救助的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單靠幾部“小居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於是，瑪麗又親自指導創設了220個透視站，並為這些透視站培訓了大批技術管理骨幹。據戰後的統計，瑪麗的急救隊和這220個透視站所救助的傷員，總數超過100萬。
學者的求實態度和戰士的無畏精神，在瑪麗的身上完美地融為一體。沒有司機，她就自己開車；汽車出了故障，她就自己下車修理；有些儀器需交火車運輸，她就親自動手，裝車、卸車。一個偉大的舉世聞名的學者，為什麼如此不拒小事、把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前線服務上去？1915年1月1日她給一個朋友的信上說得很明白：“……我正盡力設法早日起程，決意用全力為我第二祖國服務，因為此刻我不能為那不幸的祖國效勞，它受了一個多世紀的困苦，現在又浸在血泊裏了。”
戰爭，使瑪麗的科學研究計劃化為泡影；戰爭，點燃了她那熾烈的愛國激情。有一天，她把女兒叫到跟前，對女兒說：“政府要求捐助金子，並且還要發行公債。我想把我僅有的一點金子獻出去，加上我那些金質獎章，它們對我毫無用處。還有一件事，純粹因為懶惰，我把第二次諾貝爾獎金仍留在斯德哥爾摩，還有瑞典幣。這是我們家財產的主要部分。我願意把它提出來，購買戰時公債……”女兒完全同意媽媽的主張，於是，瑞典錢幣換成了法郎，接著又變成了公債，變成了“捐獻”。可是，當她把金子送到法蘭西銀行時，收款的官員們隻收下了金子，而拒絕把那光榮的金質獎章送去銷毀。她隻好聳聳肩膀，覺得這種做法有點可笑。
1918年，大戰的結束和波蘭的獨立，給瑪麗帶來了雙重喜悅。她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在奴役中誕生、在禁錮中生存的我們，即將看到我們所憧憬的祖國複興。本來我們自己未能指望會趕上這一天，指望我們的孩子能看到它。然而這一天居然來到了我們的麵前。我和你一樣，相信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