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預言，我國的新勢力，在於那些“儲備其知識能力，從事於社會事業，以謀自力的生活”，“標準於舊道德，斟酌於新道德，以謀個人之自治”的人。
這一類年輕有為之士，“懲於戊戌以來諸先進之種種失敗，始有所覺悟，於是去其浮氣，抑其躁心，乃從社會生活上與個人修養上著手。將來此等青年，益益遍布……當舊勢力頹然傾倒之時，其勢力自然顯露，各方麵之勢力，自然以此勢力為中心，而向之集合。”“現今文明諸國，莫不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我國將來，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則吾人之所深信者也。”
這就是說，他認為我國的新生力量，在於努力掌握知識能力，潛心社會事業，關心國家前途，有道德、有覺悟、不浮躁、講實幹的年輕一代。
又如在《減政主義》一文中，他指出：“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即使社會可以自由發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幹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幹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衰而政府隨之”。這種理論，不正與我們改革開放後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相暗合嗎？
深入研究杜亞泉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杜亞泉不僅在自然科學方麵是一位先驅，而且正由於他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貴的科學思維的方法與習慣，使他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也能嚴格遵守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維方式，從而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他以西方哲學中的“接續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認為曆史是繼往開來、不可割斷的，故在政治上主張調和，主張開進與保守(這裏的“保守”指“不事紛更，而非力求複古”)相結合。他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專製，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他對社會改革是真誠而堅定的，但是他主張漸進而反對激進。
在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杜亞泉還翻譯了大量日本國的以及通過日文轉譯的西方國家的專著、評論和各種重大事件的報道。例如《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美國之新國民主義》、《墨西哥革命成功之偉人》、《日本明治時代之進步》、《歐美社會黨之消息》、《婦女參政權運動小史》等。
據章錫琛回憶，他還經常在《東方雜誌》上介紹摩爾、歐文、傅立葉、聖西門等的空想社會主義，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和叔本華的《處世哲學》等全部譯出，分期刊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於1912年翻譯過日本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連載於該年5月至9月的《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一號至第九卷第三號，後被收入《東方文庫》叢書，單本發行。此文在《東方雜誌》發表時，較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還早8年。
杜亞泉是一個十分重視理性思維的人，他始終堅持自己經過認真思考後得出的觀點。他又是一個好辯善辯的人，平時常與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評論時局。據當時一起在座的周建人等回憶：杜很愛講話，講起來總是興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談，常涉及各種問題，科學的、社會的；他的意見常和別人不同，爭辯起來，總是他的聲音蓋過別人，他那蒼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還說，杜在與人爭論時，“總是一麵點著頭，將說畢時還帶著笑，這笑透進對方的心裏，會使人覺得自己的判斷不正確起來。”
杜的這種性格，在他主政《東方雜誌》以後，就不可避免地卷入與人的筆墨論戰。這種論戰，有文字可考者，最早為1918年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以後是1919年底與蔣夢麟的關於何謂新思想的論爭，1920年與餘雲岫關於中西醫學的論爭，1927年初與李石岑的關於新舊倫理觀的論爭，以及1927年10月與朱光潛的關於情與理的論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