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1873―1933），原名煒孫，號秋帆，浙江紹興人，是20世紀初我國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聰慧好學，16歲就中了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受中國知識界變法圖強思潮的影響，他毅然棄科舉，轉而學習自然科學，先後自學了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從而奠定了堅實的理科功底。
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了《亞泉雜誌》，所載文章大都是數理化的論文，是科學界公認的近代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1904年，應夏瑞芳、張元濟的邀請，他進入商務編譯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編寫了《最新格致教科書》和《最新筆算教科書》這兩種我國最早的理科課本。
他在商務編譯所擔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編寫或主持編寫的理科中小學教科書及科學著作有百餘種。除了編寫教科書，他還主編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學辭典，即《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和《小學自然科辭書》。這三部辭書在我國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亞泉還兼任了《東方雜誌》主編，曆時九年。他對雜誌進行了重大革新，擴大開本、擴充版麵、增加插圖，介紹新知識、新學說及新的科學理論。居裏夫人發現鐳的事跡就是首先由他介紹到中國來的。《東方雜誌》能成為舊中國享譽盛名的雜誌，杜亞泉功不可沒。
《東方雜誌》為月刊，創始於1904年，初僅為選報性質，彙編朝廷文告及報刊文章之類。杜任主編後，擴大篇幅，活躍版麵，增加撰述文章，對國內外形勢、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學術思潮等，無不作詳明迅速的編載，並發表評論文章。同時，增設“科學雜俎”等欄目以傳播科學知識，增設“談屑”等欄目以針砭時弊，《東方雜誌》從而麵貌一新，成為當時我國銷量最大、最有影響的綜合性雜誌。
在1911—1920年任《東方雜誌》主編的9年間，杜曾用“傖父”和“高勞”筆名，撰寫論文、雜感和譯著約300餘篇。
他的文章，內容範圍很廣，哲學、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倫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從實際出發，有批評，有建議，批評則尖銳直率，觸及時弊，建議則獨具慧眼，切合國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發人深思。杜亞泉的政論文章中，常有一些獨到的見解，給人以啟迪。
例如他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的原因》一文，談到中國社會過剩的勞動階級，即曆史上的遊民階級力量強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勢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們自己也就逐漸貴族化了。這種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會革命，隻可謂之帝王革命。而中國的知識階級，今日“尚輾轉於貴族遊民二階級之勢力中而不能自拔”，“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遊民為伍”。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於社會革命，則是缺乏發生的社會基礎。
文章指出：“歐洲之社會革命，其基礎於哲學上之思想，既深且遠；其關於生產上、政治上之運動方法，又甚周備，即吾國之知識階級中，亦罕能言之；勞動階級中，更無從得此知識，其不能發生自無疑義。”他斷言：“若今後之知識階級，猶不肯斷絕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於產業階級、勞動階級中以與之結合，而惟與貴族化之遊民為伍，則貴族勢力與遊民勢力，將日益膨脹而不可製，何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可言？”
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若隻知謀求個人政治上的發展，而不與產業階級、勞動階級相結合，則中國將談不上什麼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在《未來之世局》一文中，他預見“國家的民主主義末期……社會中發生一有力之新階級，即有科學的素養而任勞動之業務者。此等科學的勞動家，以社會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國家社會間一切機關、職業，悉落於勞動家之手”。此時的政黨，“無複可施之伎倆”，而軍隊也“不得不撤除”，戰爭“不得不停止”；“於是國家的民主主義，一變而為世界的社會主義”，“人類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給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進其福利，皆為社會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