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後，人們對武訓先生的行動及精神推崇備至，武訓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讚譽，他被譽為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蔡元培、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等民主人士，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段繩武、張自忠等軍界人物，陶行知、鬱達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讚頌，或題辭紀念，或為以武訓為名的義學捐款。
1934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九十七周年誕辰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於右任、鬱達夫、陳衡哲、何思源等社會名流紛紛用題詞、詩歌、散文、傳記等多種方式，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慶興起了紀念武訓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動。郭沫若、鄧初民、柳亞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學藝術家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參加了紀念會。兩次紀念活動前後呼應。對於推廣武訓精神，發展民眾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價飛漲、教育經費緊張的時期，曾在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要求大家做“集體的武訓”，艱苦辦學。
當時武訓的興學事跡被正式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小學。後來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都與武訓精神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足見武訓在當時地位之高、影響之廣。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曾發表過稱讚武訓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
同月6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並在武訓誕辰紀念日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鎮還創辦了武訓師範。
總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即1951年《武訓傳》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國不同社會階段的曆屆政權，對武訓和武訓精神的態度都是一致的。無論是在清王朝時期，還是民國時期，甚至在汪偽政權控製的敵占區裏，武訓都是正麵的、被讚揚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當時學習武訓精神蔚然成風。人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武訓，這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當時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舊中國是個有著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而且是一個窮國，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興盛是一件關乎國運的大事。武訓辦學的實質是讓學堂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轉向平民教育的偉大嚐試。從這個方麵來說，武訓是世人皆醉中的獨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覺者之一。盡管他是個文盲加乞丐，他的獨醒和先覺在有知識的人看來，也許過於質樸和簡單。
本質上，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其興學活動多少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盡管任何改良主義在近代中國最終免不了被顛覆被否定的命運，但從深刻而慘痛的曆史教訓來看，改良主義無疑是最優選擇，隻可惜中國屢屢與之失之交臂。武訓對社會底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仁者愛人”的傳統。
當時沒有人會把武訓精神狹隘的理解為隻有行乞來辦學才是武訓精神的真諦。事實上，人們把當時一切對教育有所助益的義舉和做為都稱讚為具有武訓精神的行為，並把那些竭盡全力推動民族教育的人稱為武訓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