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裏，有一張桌子擺著紙筆墨硯。導演要拍一個我寫毛筆字的鏡頭。
慢慢研墨。“寫字，盡量自己研墨。研墨中能回憶起歲月滄桑，回憶起臨習碑帖的感受，可以幫助胸中‘長氣’……”
我選出一支舊筆，蘸墨後先在一張廢報紙上畫了幾個筆道，等手指和手腕都“活”了，靜了靜心，就果斷地在宣紙上寫了一個“之”字，再寫，還是“之”字……我翻開身邊的《中國書法大字典》某頁：“你看，這裏邊都是書法名家寫成的‘之’字，可哪一個也和我寫的不一樣，因為我從青年到成年，用自己的生命寫過一個很獨特的‘之’字……”
毛筆再寫，還是“之”字……
畫外音：“之”字，貴在這一波三折。我的少年很美麗很安寧，這是“之”字的起筆；但馬上就有了大轉折，我考大學不順，想找工作不順，我幹什麼都不順了，這是“之”字的那一回勾；可我沒有喪失對生活的信心，我拋別北京和親人，獨自去往萬裏之外的新疆，想從嶄新生活中鑒別美醜，我堅持謳歌自己認為是“真善美”的東西，並且沿用“最陳舊的形式”。幸虧老天有眼，沒忘記我的這點苦心和毅力。好心終得好報。於是“之”字最後的那一“撇”，把我“托”出了思想苦海。
銅牌兒
銅牌兒有鵪鶉蛋大小，上頭鐫刻了阿拉伯數碼，從“01”開始，一般超不過“50”。它係在北京鴨鴨坯的腳上，褪了毛，吹了氣兒，掛在廚房的大杠子上，靜靜的，一聲不吭。
我已是少年，和大人一樣端坐在“全聚德”的雅座兒當中。大人點了鴨子和菜肴，不久跑堂的就用托盤端來一隻鴨子。大人分辨了一眼數碼，然後朝跑堂的點了點頭。跑堂退下，把鴨子送進廚房去烤。我從第二次進店開始，就經常跟著跑堂和鴨坯下廚房。
廚房一邊是爐灶，火苗兒從火眼兒裏呼呼上竄，一排大師傅都在炒菜。另一邊是烤鴨用的爐子，大師傅隻一位，他用長竿子把一隻隻的烤鴨坯掛進爐子，用燃燒著的棗木去“撩”這些失去生命、也不知道疼痛的鴨子。真可憐。過一會兒，他打開爐門，用長竿把每隻鴨坯更換位置。每隻鴨子這麼折騰過幾次，大約也就熟了。跑堂又進廚房來了，用托盤盛著原先的那隻鴨坯，送到原先那位顧客眼前，請其過目。
經常是一聲輕輕的“哦”。跑堂一躬身兒，把托盤放到餐廳一側，便動刀子“片”起來。真好玩，也真好看。每一片都要“一含三”：既要有肥肉、瘦肉，還要有烤得焦脆的皮。而且通常要“片”到一百零八刀時，鴨子也剛好成為光溜溜的架子。為什麼要是“一百零八”呢？大人從來沒說，我隻是瞎琢磨：《水滸傳》上不是有一百單八將麼？另外，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加到一塊不也是“一百零八”麼？
那一陣兒，大人告訴說，這塊銅牌兒是為了防止偷換鴨坯。因為在早年間——估計就在清末民初，全聚德在前門肉市開業，有樓。客人到了樓上，跑堂拎著大、中、小三隻鴨坯上前，問客人要哪一號的。客人隨手一指，跑堂隨口一聲吆喝——那是給下邊廚房聽的。他嘴上吆喝“大號的”但就在進入廚房時一“倒手”，就把“中號的”遞給大師傅了。等會兒烤出來，鴨坯肯定會讓客人覺得“不對”，但也口說無憑了。這樣過了好久，也大約主客之間為此爭吵過許久，用銅牌兒標誌特定鴨子的辦法才得以風行。主客之間一切都在明處，銅牌上有阿拉伯數碼，這是變不了的。
時代仍在進化。在今天前門的全聚德，大廳中有一間用玻璃牆圍成的操作間，上邊還有“點鴨坯”三個大字。它的意思不外是請客人“點”一隻最好的鴨坯，並用毛筆在鴨子身上寫個把字，比如“福”、“壽”、“財”什麼的。等會兒烤得了還端上來，您剛才寫的字仍在。一般鴨坯幾十塊一隻，這些經過寫字的鴨坯，反倒高到了一百六十八塊一隻。寓意全在於諧音：“168—一路發”麼！
當然，本市食客對“點鴨坯”大多敬而遠之，但港台僑胞卻爭先搶後。本來麼，回來一趟不容易，一切不就為了圖個吉利麼？
有時，我會懷念昔日那小小銅牌兒，雖然隻有鵪鶉蛋大小，但也上連下啟了烤鴨服務美學的三個階段。
“作者沒什麼問題吧”
60年代初，我父母的問題初步得到落實，可我由此吃的“掛落”卻沒人理睬。
我在中國戲曲學院學習兩年，成績也不錯，可畢業時不管我的分配。原因是我屬於旁聽生，是我母親寫信給該院第一副院長張庚才進來的。後來有同學分配青海不肯去，我寫信給高教部要求冒名頂替，結果又被謝絕。怎麼辦？當時我就21歲，這時沈從文伯伯站出來說話了：趁著年輕腦子好使，先用功讀一些書，讀得廣泛一些，不要急功近利，先把知識的底子打牢靠了，以後無論幹什麼都絕不會吃虧。這話母親愛聽我也愛聽，於是一度我八麵出擊——隨沈先生學文物鑒定，隨張友鬆先生學英語，隨某名票學京劇，隨某名畫家學國畫和書法，隨某某名入學舊體詩詞……母親說：家裏也不缺我這一口飯，隻要你學得上癮，就一直學下去，學到30歲：40歲也無妨。
母親把我用毛筆字在宣紙上書寫的舊體詩詞（也是我自己寫的）張貼在屋子的牆壁上，一來了老朋友，第一件事兒就是請人家看。這件事金克木先生在四十年後還記得很清楚。汪曾祺先生也曾用毛筆給我寫信，稱讚我的“字第一，詩第二，戲（指我寫的戲曲劇本）第三”。一時之間，幾乎全北京文化老人們，大約都曉得“子岡有個能寫舊詩和毛筆字的兒子”了。母親對此似乎很得意。
但我就對一件事老大的不樂意。60年代初期《詩刊》開始登一些舊體詩詞。每逢新的一期出版，我都仔細看上幾遍，其中多數都是前輩人的作品。老實講，沒多大意思，格律有不對的，立意更少有高明的。於是，我轉托人送上幾首習作給《詩刊》主編。沒多久，相識的一位編輯傳來消息，其中幾首已經發排，讓我靜候佳音。不料，後來又吹了，編輯回信附上主編的一紙便條，其中有“作者沒什麼問題吧”字樣。
這事兒讓我很生氣。明明主編是問的語氣，可跟著問號就撤稿，言下之意就是作者有“問題”。我能有什麼“問題”呢？不就是暫時還沒有工作麼？難道這就是我的“問題”？難道這就是不能發稿的原因？我抓緊自學，難道有了錯處？難道我必須每時每刻置身在既定單位的既定日程的管轄之下才算沒“問題”？
這張便條我一直留存著。那位長者是我父母的朋友，我對他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這種思維習慣也是那個時候的大勢所趨，如今我卻實在不敢（更不願）恭維。如果現在還讓它占有市場，不僅文藝個體戶沒了生路，廣大下崗工人也甭活了。
憶當年，我怎麼遇到了她
當女兒即將大學畢業的時候，回憶和妻子的初遇，心裏有種說不清的感覺。
那是在1975年，“文革”疲憊地爬著，人們希望它早點進入墳墓，但誰也不敢說出口。我那年32歲，經曆了在新疆動蕩的8年生涯之後，調進河北固安縣教中學。固安離北京110華裏，騎自行車四五個小時就可以到。我從新疆調固安，看中的就是它和北京的“近”。
固安的領導也不傻，他們知道這些“原北京青年”並不想在這兒紮根，而僅僅是想利用固安做跳板，呆上兩三年，再找機會調北京。縣委幹部笑吟吟的，一方麵對符合標準者照調不誤；同時又用事實告訴這些青年，走之前要做“貢獻”。這不是指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是需要通過家庭在北京的各種“能量”，幫助縣裏搞工業器材。比如我，雖然名分上是縣城中學的政治教師，可學校領導硬讓我為校辦工廠“跑外”。
作為對策，我不願意把“跑外”幹得太久。因為輕易就能“跑”來器材，那就永遠別想走了。唯一的“正道兒”是結婚，和具有北京戶口的女子結婚，先分居若幹年，相信總有團聚的一天。王寶釧苦守寒窯，不是在第十八個年頭上苦盡甘來？何況孩子隨女方，在北京有妻子和孩子，男的在外邊受苦累，心裏也總有盼頭。
為此，我發誓一定要找個有北京戶口的，每次回北京休假，便多方托人介紹。幾乎沒條件，我總是說“隻要不是麻子，掃馬路的都成”。事實上，心想“即使是麻子，也不是不可以考慮”。
還真有人給介紹了。見第一麵時望去，還行，既不是麻子，也不是掃馬路的。聊到人生經曆，對方也表示理解。但我又講到自己父母，雖然30年代入黨，可50年代被打成右派……這一講，我立刻感到對方心裏一震，頓時情緒“沒”了。雖然分手時還禮貌地說一聲“再見”，第二麵就再不肯來，總是托中間人轉述一個一聽就是假話的理由。中間人也經常怪我，為什麼一見麵就和盤托出，為什麼不先培養感情，“這話兒日後慢慢說不好麼？”我的回答是，“這話兒”是新疆天山上的冰大阪，第一次過不去，以後再爬就更費力。我希望嘎崩脆，過去了就繼續談，過不去就別瞎耽誤功夫。中間人聽了，搖搖頭又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