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照片。麵對長江，船頭上我和一個中年人合影。他是中共原延安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後又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和宣傳部長，前不久才調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今夏，我們參加了《重慶晚報》舉行的筆會，會後順流而下，暢遊長江。那是在傍晚，船頭僅我們兩人，我談起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藏書，以及自己準備寫作的書。
在我的書架的最高—排，經常擺放著一些我認為是最好也最高的書。在圖書館書架的最高一排，經常擺著人類各個時代文化的結晶，它們是人類各個時代各個領域的文化的基本成果——我對之高山仰止啊！我在進入中年以後，尤其是在寫作和出版逐步“通暢”之後，開始考慮的就是：如何讓自己的寫作，最終也“落（結束）”在這些“基本成果”之中。
比如研究京劇，我出版這類書籍也確實不少了。當京劇發生危機之時，寫這方麵的書就不能停止在欣賞層次，就必須接觸到振興的如何操作。不能光說“美”，更要說“準”、說“真”和說“狠”。目前我正在寫作50萬字的《京劇與中國文化》。下一步，還要寫《梅蘭芳與二十一世紀》，並與此前出版的《梅蘭芳與二十世紀》、《梅蘭芳百年祭》合在一起，在2000年以《梅蘭芳三部曲》（共60萬字）的形式推出。
書記讚賞了這些選題，認為它們的寫作和出版，會和眼前的萬古江流一樣，會興許“留得下”。我說幹完了這兩本書，如果身體還許可的話，我還想做兩件事。一是回到重慶，根據我母親在抗日戰爭中采寫新聞的故事寫一個長篇，因為母親生命的秋天是在重慶度過的。二是想回到新疆生產兵團重新生活——我曾在那裏貢獻了青春——然後寫一部研究屯墾戌邊的大書，從左宗堂寫到王震，從塔裏木寫到北大荒和海南島。我相信，這將同樣是一部厚重的書，也會如同眼前的萬古江流一樣。
稀客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我吃完晚飯獨在自家的小院裏，就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不認識。來人穿著一件軍大衣，胡子拉茬，領口上沒有紅領章，身後還站著個警衛員。警衛員身後停著輛“吉姆”汽車（官定的“部長級”用車）。
“彭（他念成了“盆”）子岡同誌，是住在這裏？”
見我沒有異議，他不得同意便徑直往裏走。我不由得向後“讓”了一步，同時給正在北屋的的母親遞話：“媽，有客來了！”
“哪位？”母親一邊說話一邊擰亮北屋門口的燈，我瞥見母親頭上頂著一塊擦腳布，想來她剛給煤球爐子擻了火——這是她冬天在家裏的一貫扮相。
“——稀客！”來人大步向前，霎時進入門燈的照耀區。
母親驚訝更兼喜悅的聲音：“司令員！”
我就是在這天一早，騎車剛把母親寫給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沒想到，他當天晚上就趕了來！
母親認識王震麼？
母親和父親早就認識他。當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漢剛入黨，恰巧王震有事過武漢，他們見過麵。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母親則參加中央訪問團來到新疆。返回後在報刊寫過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興，還專程寫信表示感謝。1955年，王震奉調進北京，擔任新組建的國家農墾部部長；1957年，我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此後雖在同一個北京，但從母親這邊講，已經自慚形穢了。
母親寫信給王震，是說關於我的事兒。
——我1960年高中畢業，雖然功課很好，卻隻考上一個不怎麼樣的大學，心裏挺賭氣。誰知這學校後來在高校調整計劃中屬於“下馬”行列，為縮減學生人數，於是便挖空心思讓我退學。父親找過學校，問可是因為他和我母親的“問題”牽連到我。回答否，隻說我身體不好，中學時體育免休，還舉了一個與我同班的女生為例——她也身體不好，同樣得退學。無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學後不久，又悄悄被學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個十四級“革幹”。用今天的話語形容，那女生純粹就是個“托兒”！
我回家之後，反倒因此發奮起來。一方麵，母親立刻去找張庚（中國戲曲學院的第一副院長），請他準許我去那裏旁聽。母親和他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漢認識的，張沒二話，就同意我去旁聽了。另外，我因為不住校，業餘時間頗多，所以又在傳統文化上“全麵開花”：從沈從文先生學文物，從陳半丁先生學書法，從聶紺弩先生學舊詩。此外，還從張友鬆先生學英文。
雖然學了許多，卻不能得到一份兒工作。戲曲學院按照國家規定，不負責對旁聽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夠分配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這樣，我就在“社會青年”的位置上停頓了好久。
這兒得解釋一下什麼叫“社會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須曆史清楚，在個人的履曆表上，不能有一點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兩個月。這段時間之前你在哪兒，之後又到哪兒，證明人分別是誰，一點也不能含糊，一旦發現疑點，就說明你對組織“不老實”。而“社會青年”，就是自身曆史上先一步上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沒考上高一等的學校，也一時沒找到工作，在家裏閑了一小段時間。這樣一來，等以後再找工作時，對方就要審核你：“這段時間幹什麼來了？誰證明你沒有幹壞事？”這裏的“誰”，必須是一級組織。用當時的觀點看，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得在組織的管轄下，沒組織的人雖不一定是壞人，但至少屬於“幹壞事的嫌疑人”。如果這個青年後來遇到入黨或提幹的審查時，這段“社會青年”的經曆就會給他找來大麻煩。
我就處在這樣的壓力下，我父母在單位中受到的壓力比我還大——“你們自己都這樣了，難道讓你們的孩子還這樣……”父母不得不向他們的社會關係求援。
沈從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曆史博物館建議收我做其助手。因為我能聽懂他的湘西話，因為我認識他的那毛筆字，因為我古文根底還行，可以讀懂沒有“句讀”的古書。但是沈先生說話的“力量不夠”，沒成。
陳翰笙先生是20年代入黨的老革命家，他當時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門建議收留我進其圖書館做管理員，因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陳說話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黨的階級鬥爭學說。所以陳的建議，還是被委婉地拒絕。
母親著急了，一次偶然在電視上看到新疆新生活的圖景。她動了興致，問我敢不敢去新疆？
我一聽，猛然也覺得新疆不同於一般省份的農村。新疆色彩豐富，有那麼多的兄弟民族，載歌載舞，農林牧副，瓜果梨桃……這和京劇的生旦淨醜、唱念做打，總有些相似。這樣一想，便貿然點了頭。
見我點頭，母親拿筆就給王震寫信，問能不能介紹我到新疆南部的塔裏木河。寫好之後，母親告訴我王震的住家地址，我當時就送了去。
母親把王震領進北屋。
“徐盈同誌呢？”
“晚飯後剛出去了。”
王震問這個院子的來曆：“這是私房？有幾間？”
母親有點尷尬：“是1953年用積蓄買的，一共七間半。”
王震坐下：“我剛從羅（瑞卿）總長那兒過來。”
我知道，羅瑞卿那所院子，離我們這兒很近。
“我正在養病，部裏的事情一般不管，由幾個副部長抓。”
母親一聽這口氣，認定王是在推諉了，不由得說話有點急切：“司令員！我和徐盈，當年都是在總理領導下工作的，是在國民黨眼皮底下搞采訪寫文章的……”
“你們對革命有功！”
“可為了讓一個孩子參加工作，就受到這麼多的阻攔？這是為什麼？”
王震沉默有頃，然後緩緩地說：“新疆南部的阿克蘇——你去過的。如今駐紮著農一師，是我當年的老部隊——三五九旅。現在，他們的人事科長正在北京開會，七天之後就回去。如果你們同意——“
王不再言語，隻把眼睛打量著我母親和我。
母親突然猶豫了，大約心裏在想：“怎麼？隻有七天！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一拉母親衣角：“我去！”
王震看到這一細節，笑了：“好，勇敢就好！我的孩子就都像我，很笨，但是勇敢。你的孩子不但聰明，看來也很勇敢，很好嘛！”
結果七天之後，我果真獨自一人，拋別了北京，拋別了近年剛剛學著的傳統文化，跟著剛剛認識的人事科長就直奔烏魯木齊，然後又從烏魯木齊南下到阿克蘇，最後又從阿克蘇下到塔裏木河墾區。這一個單程，就走了十二三天。
在基層農場呆了三個月。當我成為基層的“五好職工”和“學毛主席哲學著作先進分子”後，我給王震寫了信。沒想到王震很快複了信，給我抄錄了一段毛主席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2們的”，還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這批示不是寫給農場領導的，隻是寫給我個人的，“你留著，三年五年，十年幾十年後，再拿出來看看。”
第二年，“文革”陡然爆發，農墾部也亂了套。王和一位副部長“自己跟自己”鬥起來。王震讓農一師師長的女兒（師中學學生，剛巧串聯到北京，就住在王家）去找我母親，講“告訴城北，要他趕快回來，住到我這裏，幫我抄大字報。至於新疆那邊，我會給他請假的”。母親很高興，立刻告訴了我。
我那邊請假則不太容易，最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算跑了出來。等到回到北京，形勢已經變化。中央給王震和那位副部長“各打五十大板”，“誰也不許再說了”。這時我才知道，敢情那位副部長，和我父親也是老相識，他比王震的資格似乎更老一些。我父親抗日戰爭時到五台山八路軍總部訪問朱德時就認識了他。但這麼一來，中央都當了“和事佬”，我就沒“事兒”可幹了。
在北京閑住了幾個月，臨近春節。北京開始轟外地人（我已然變成新疆人）。但新疆武鬥升級，又盛傳王震是“五·一六”第六號黑後台（凡是王震個人介紹進新疆的北京幹部子弟——諸如張聞天的兒子、楊尚昆的兒子、胡繩的兒子，就都成了當然的“五·一六”分子了）。我實在回不去。無奈，我隻能浪跡天涯，在祖國二十二個省市徜徉了一年半。
後來，等我遊蕩到了山西，正趕上黨的“九大”開幕，王震成為主席團成員，閉幕時又被選為中央委員。我以為這是我返回新疆的最佳時機，便從山西太穀農村徑直北上包頭，又經呼和浩特、蘭州抵達烏魯木齊，最後回到了塔裏木河農場，果然沒有再吃眼前虧。
幾年之後，我再度回北京探親。這時，“文革”還在折騰，作為老百姓早已喪失最初的激情。我的年紀也超過30，不能不想想終身大事了。重要的前提是，我還想當一名北京人。為了這，我就不能在新疆安家結婚，必須設法調回關內。這時的王震雖然已被“解放”，但閑住在北京太平莊四號院，與著各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合住一棟二層小樓。我去時，王震正好坐在他這半邊的台階上曬太陽，身邊的花壇裏種植著老玉米，旁邊還擺著一把從大寨帶回來的钁頭。我談了自己心思，他停了半晌，才回答說：“我還沒工作。再說，中央也有明令，不許我再插手新疆問題。”
我離開了他，但沒有回新疆。我一直在“跑”自己的調動。終於在一年多以後，調進了河北固安縣。這時，王震已經成為國務院諸多副總理中名次居中的一個，家也搬到東四十一條的一個四合院裏。我又去看他，門衛把我領到第二進院子垂花門旁的一個客廳，不一會兒，王穿著舊布鞋就出來了。他很驚訝我能“自己把自己”調到了北京近邊，又問我現在還參加體力勞動不。我有點沒好氣，心想你不幫我調動，還問我這個。便據實回答說：“縣裏的幹部不拘大小，隻要不犯錯誤，就沒有再動手幹農活兒的——那會被農民瞧不起，認為是沒出息。”王聽了不言語，把腳從鞋裏抽出來，雙腳蹲在軟軟的沙發上，不知在想什麼。
又幾年，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寫了個京劇劇本，寄到中國京劇院。沒一年，文化部就把我調進北京，安排在中國京劇院當編劇。這時，王震的“官兒”越做越大，進了政治局。聽說他搬進六部口董必武生前住過的那個大院。我沒去找他，他忙，我也沒什麼事兒要麻煩他。這人哪，既要相信緣分，但緣分也應在該“盡”之時使之“盡”掉。這時的我，也一門心思隻想把工作、生活都搞好。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隻有靠自己啦。
當然，數年之後，我和王震還有一麵之緣。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是幾個墾區歡迎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去基層深入生活。王震作為第一號首長參加並講話。最後在即將散會時，我上前自報姓名，表示希望重返新疆。他拉著我的手，“你不是在什麼劇團當編劇麼？想回新疆，好，好——”他一回頭，看見陪同的農業部部長何康，“你給安排一下。”何部長點頭，他走了，大家散了。這事兒後來也沒下文，我也再沒看見王震。
自比杜甫
我曾是狂人。
一度自許“與京劇同生死”。當年（20來歲之時）我學了京劇，並準備為之獻身，下大功夫，吃大辛苦，做大事業。為此我才拋別家鄉，獨自去往新疆塔裏木河，去親近並準備去描繪那工農商學、瓜果梨桃的五色紛披的當代生活。
一度還曾自許“舊詩直逼古人”。我崇拜聶紺弩，是因其舊體詩獨具一格。欣賞他被打成右派而詩心不減，以北大荒那樣一個荒涼窮苦之地，竟寫出昂揚的勞動詩篇。我之肯去和願去新疆，也有一點要和聶公比試的意思。我曾從聶公《北大荒吟草》當中節錄出許多優秀對聯，也從自己進疆後所寫的七律當中，刻意製作出若幹對聯，以它們與聶公的並列玩賞。後來，我還把這兩組對聯並列抄入一篇文章，證明自己寫舊詩在許多地方秉承了聶詩。
我在“文革”中遇到極大的困難——從新疆回北京探親，假滿之後，北京轟外地人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產”，偏巧新疆武鬥升級，我該到哪裏去？是母親教誨我“咱們雖有困難，但不能沒有理想，你就去認識一下祖國吧”。於是，我從此“浪跡天涯，四海為家”了一年半。直到黨的“九大”開幕，我才從山西安然返疆。在這一年半裏，我走了二十二個省份，流覽了自然風光，看了縣誌，調查了許多兩派武鬥史，結交了很多“逍遙派”的好友。我還一邊走一邊寫我的舊體詩詞，還在黃山和南京畫了一批水彩寫生……我把這一年半的流浪呼為自己的壯遊。對比李白，並不感到羞愧。
“九大”開幕時，我正在山西太穀農村，當時我正看望插隊中的表弟表妹。白天和他們一塊下地勞動，晚上就以聊天打發光陰。陡然間“九大”開幕，天真的我們也陡然興奮起來，真以為世界從此進入了新階段。我們當即打著手電去公社報喜，隨後又自編自演了一台小節目。其實不能說“台”，農村沒有舞台，山西農村到處都是深溝，不小心掉下去就要喪命。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天真地欣喜，還是慶祝不止。尤其是我，立刻想到要以實際行動體現慶祝。用什麼實際行動呢？隻有迅速返回新疆，不回北京和母親告別了，就從太穀上火車，經太原北去包頭，西轉呼和浩特奔蘭州——走這個北線，不走通常經鄭州、西安奔蘭州的南線。我在火車上詩興大發，想出了一首七律。是先想好了其中的一個對聯（七、八兩句），然後才連綴成篇的。七律（返疆）是這樣的：
大旱雲霓盼若何？
年來遊曆苦折磨。
一腔熱血填辭賦，
滿腹忠忱度坎坷。
欺謊已於今日滅，
歸家不許半時拖。
還經呼市穿烏市，
即赴黃河奔塔河！
讓我得意不止的，就是最後兩句。呼和浩特被簡稱“呼市”，烏魯木齊被簡稱“烏市”，塔裏木河被簡稱“塔河”——不但把簡稱用到七言詩當中，而且合乎平仄格律。再者，這首詩所描述的，恰恰說是我當時的返疆路線，沒有一點牽強、虛偽的成分。
我為什麼首先想出最後兩句呢？因為昔日中學語文課有一篇杜甫的七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灑，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甫這首詩，最讓人難忘的也是結尾兩句。離開中學十多年，這兩句依然刻在腦海深處。一遇到合適時機，它自己就跳出來。我是從包頭經呼和浩特奔蘭州的途中，不由自主想起了這兩句，隨手也就把歸程中的幾個地點做了簡化。出乎意料並讓我大大驚喜的，是這幾個簡化新詞合乎平仄，於是就先形成自己詩中的最後兩句。有了這兩句，然後再向前延伸，於是通篇也就“有”了。
記得在火車上，真是如同老杜一般“漫卷詩書喜欲狂”，想不到在杜甫的千年之後，竟然又站出來一個徐某人與詩聖唱和！我這兩句真是——敢比杜甫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