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想來，當日之我確實狂放，但這又純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所應慶幸的，是我一直堅持走著一條文人的正路，還沒有滑入歧途或泥潭中去。
應該為自己擦一把汗，並用京劇醜行的聲調說——“好險哪！”
敢說“舍我其誰”
今天，當我翻閱三聯書店1990年出版的拙作《梅蘭芳與二十世紀》時，發現自序中竟然說了以下的一段話，讓自己也深感驚訝：
家母子岡是位有個性、有見解的記者，年輕時不太看得起、也不太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但在50年代中期多次訪問梅蘭芳，不意中影響了自身，也給梅宅人物留下印象。我遵循母親的做法，希望也能“有個性、也見解”地介入（到梅家、程家、尚家、荀家事物中），希望采訪到真的、活的、立體的東西，也期望給被采訪者留下同樣的印象。於是，對能夠代表京劇的四大名旦家族，我做了認真的追溯，從縱向上探討得滿有興致。此外，我還有第二種幸運，就是和京津滬鄂時下的京劇團和名伶，進行了普遍接觸。再有，從我少年時期起，即無意或有意地與當代及曆史的文學、文化界有些“交流”，而更加重要的是我趕上了“文革”的大折騰，並且完全被折騰到了文化之外。我想，在曆史大折騰的時刻，能夠在文化之外去看文化，或者在大折騰之後重新去“幹”文化，不知能否屬於第三種（也是最主要的）幸運？當我把這三種由幸運獲得的思緒交彙一處，便感到再不能默想於心，而應該立即從新的角度著書立說，盡管這個“書”和“說”還隻是初步的。但就我感到了重任在肩——“舍我其誰”！
當時的我，怎會如此不謙虛？說話怎會如此不加“保險係數”？於是，我開始回憶起研究“梅蘭芳現象”的全過程……
50年代後期，我在台下仰著頭，看過梅先生幾出戲。我想，準備給梅先生寫書的人，起碼的一個條件是要親自看過梅先生的戲。當然，當年看過梅先生戲而又活到今天、並且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多了——可能有一萬人吧，他們都有可能會去寫梅先生的。我，則是這“萬分之一”。
我在80年代初進入了中國京劇院，這裏是梅先生昔日當院長的地方。我從同事那裏間接聽到不少梅先生的事兒。這使我時常感覺到離梅先生很近，有時會萌生“寫寫梅先生”的衝動。但我又想，在梅先生工作過的地方繼續工作會對寫作有利。但這樣的人或許能有一百人吧，我隻是“百分之一”。
80年代中期，適《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邀我在報上開了第一個專欄“梅宅新事”。借助這個“由頭”，我采訪了許姬傳老人和梅家子女，任務完成得不錯，於是與梅宅來往更加密切。不久又應梅家之邀，為合作編寫一部反映梅先生的電視連續劇而同赴江南采風。我想，有這樣機遇的人或許隻有我一個，我是真動了心的。當然，當時準備寫電視劇，而不是研究性質的專著。於是，我高興地伴隨梅紹武夫婦，一道走訪了上海馬斯南路的梅宅。
我們步行著從淮海中路踅入馬斯南路（解放後改稱思南路）。一路梧桐，一路行人，一路喧嘩。紹武感慨地說：“這本是條幽靜的小道啊！”是的，歲月的征塵披到了馬斯南路上，使得四十年未回舊居的紹武頓生滄桑之感；作為一名距離梅大師十分遙遠的梨園新人，我又如何拂掉歲月的征塵，去發現並描摹梅先生的廬山真麵？我正思索著，紹武向路邊一座花園洋房指道：“看！”我心中一喜，“莫非這就是梅宅？”但馬上又否定了這一意念，因為諸多回憶錄都明確指出梅宅位於弄堂深處……“這是周公館，總理曾經在這兒工作過，”紹武的妻子屠珍笑著講解，“梅宅和它的樣式差不多，將來不妨借周公館拍電視劇——因為兩年前我去看過舊居，已經住進了七家人。”說著，屠珍在一條弄堂前停步，紹武的眼睛忽然發亮：“到了！”弄堂並不太深，迤邐六七座一式的花園洋房。紹武疾步走向最裏麵的一座四層小樓：“這就是我們家！”
到家了！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跳躍著推開虛掩的門，穿過樓房與牆壁夾成的甬道，站到了樓前向陽的草坪之中。草坪隻剩下不大的一塊兒，四圍全都栽滿了觀賞植物——冬青、藤蘿、月季……過去空曠的草坪根本沒種花木，紹武與其四哥寶琛經常利用課餘在這裏踢足球。紹武又奔到西側一株丈多高的枇杷樹下：“呀！我七歲那年，有一次吃完枇杷，隨手在這兒丟了個‘子兒’，不想如今——”紹武仰視枇杷，思索這五十年的光陰如何把一顆種子，變成每年都能結實的大樹……
屠珍引導我從正麵仰視這座四層小樓。她逐層向我介紹，說到三樓飯廳時，她介紹了這樣的情景——
每當傍晚開飯，傭人總要從洋台上探出頭，向正在草坪上橫衝直撞的小哥倆兒招呼：“四少，五少，吃飯啦！”小哥倆兒頓時扔了足球不管，飛步從狹窄的樓梯奔入飯廳。飯廳中有一張八仙桌，桌子四麵各有一把太師椅，都是大人坐的。小哥倆兒總是撲向牆腳，搬起自己的方凳，看誰能搶先把方凳放在父親座椅的右側——凡搶先放下方凳的，就用小屁股往凳麵兒上沾上一沾，當即得意洋洋地宣布：“我挨著爸爸坐嘍——”說畢，勝利者驕傲地去隔壁洗手，失敗者隻好把方凳放在母親身邊，一邊嘟嚷著一邊尾隨著勝利者進入盥洗間。那時葆玖還小，在這一場挨著父親吃飯的拚搶中，當然不是兩個哥哥的對手。每見葆玖張嘴要哭的可憐樣子，梅夫人便向正在洗手的小哥倆兒宣布：“今天讓弟弟挨著爸爸，明天傍晚你們再重新比賽……”這一來，勝利者不再笑了，失敗者卻滿懷慶幸……
我問屠珍：“這些事情你好像比紹武還清楚？”
“我解放後才進梅家的門。可是自‘文革’爆發直到婆婆去世，我整整陪了她十五年！她愛說，我也愛聽……”
這時，我才明白這位被梨園界普遍稱之為“五嫂”的外行人（她是研究外國文學的教授），為什麼在梅家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我們走進小樓。居民中有許多人還記得屠珍。屠珍向大家講明來意，於是一間間住室依次洞開，任憑我們參觀遊覽。走上二樓，紹武指著一間側室說，“李世芳就住這兒，和我四哥一屋。”原來，自1933年梅先生避居上海之後，他自己停止了演出，但梅劇團那麼多人還得吃飯，自己該怎麼辦？三思之後，梅先生讓得意弟子李世芳代替自己的位置，而請蕭長華、薑妙香諸位都“傍”著世芳“這孩子”。抗戰勝利後，梅先生重登舞台，轟動了上海，傳遍了全國。世芳要求繼續留在梅劇團中唱“二旦”。梅以為不可，怕這樣會耽誤世芳，就鼓勵他回北平獨力挑班兒。1946年，世芳抵滬擬排歌劇《孟薑女》（由白俄音樂家阿莫沙羅莫夫作曲），準備出國。籌備期間，梅先生與世芳合作了一場《金山寺》。後來，《孟》劇出國未果，世芳遂於1947年初，登機經青島返回北平。那日清晨，葆琛和葆玥代表父親去機場送行。下午，飛機失事的消息傳進上海梅宅，大家都哭了，唯獨瞞著梅先生。當晚散戲，梅先生才知道消息，一語未發，一夜未眠……李世芳是姚玉芙的女婿，玉芙難過極了，梅先生以默默的陪坐來安慰他。世芳在北平的妻子（紹武一輩一直稱她為“二姐”）真是苦命……拉扯著兩個孩子，肚子裏還懷著一個。梅夫人提議為世芳遺屬唱兒場“搭桌戲”，把票房收入全都給姚二姐。記得當時，梅門弟子及其他滬上名伶，一霎雲集梅宅，都要求參加“搭桌戲”，並且不挑不揀，來什麼“活兒”都行。對於梅先生是否參加了演出，紹武已然記不太準，但有一點他記得很真切——葆玖自幼秉承母命學戲，偶爾也以“娃娃生”（如《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的麵目出台；而這一次卻是秉承父命，第一次公開演青衣，與姐姐葆玥合演《四郎探母》裏的“坐宮”一折。梅先生失去這位得意弟子，心情痛不可言，他一直默默地紀念世芳——再不肯演出那出師徒最後合作的《金山寺》。直到四年之後，葆玖在觀眾中已經有了些名聲，梅先生才應天津各界的強烈籲請，與葆玖在中國大戲院合演了《金山寺》。此時的梅先生自扮白蛇到了場上，見到青蛇仍不免觸景傷情——依舊懷念那親如兒子的世芳；但在傷情之中畢竟也獲得了一絲安慰——兒子成長了，世芳的神氣和技藝仿佛重現在葆玖身上。
在側室擔擱的時間太久，我們步入了二樓中廳——梅宅昔日的二樓客廳，如今已經分隔成兩間，但地板、牆壁都還完好。屠珍告訴大家（因全樓居民全都雲集進二樓）：“我公公避居上海之後，主要靠典當過日子，有時也賣點畫。於是一時之間，滬上達官貴人，都以手持一柄梅蘭芳做畫的折扇為榮。但，我公公再不富裕，也不會降低身分去滿足那些人的虛榮。可誰能料到，有一天一家小報刊出一則廣告：一個自稱“藝人梅蘭芳”的，列出自己賣畫的潤例！就在這間二樓客廳裏，至近的朋友們個個氣憤，表示找那個冒名之人算賬不可。恰巧，一位朋友拿著‘藝人梅蘭芳’的作品走了進來。我公公一看，覺得字畫都有真功夫，並且頗有幾分像自己，不禁動了惻隱之心。於是勸阻了大夥，主張派個人前去了解一下。結果，查明那人乃是落魄書生，生活無計，才走出這著無奈的棋。我公公派人給他送去一筆款項，他自覺無顏，便悄悄收起了‘畫家梅蘭芳’的招牌……”
當即我問：“梅先生已經清苦，再如此接濟他人，自家生計如何維持？”紹武笑了，又告我另一則真實故事——乃父雖潔身自好，三教九流卻一再登門，其中有專做股票生意發大財的。他們曾獻上“好心”：隻要梅先生點一下頭，他們就可以在交易所代梅下一份賭注，並保證賺大錢！梅先生婉言謝絕，禮貌地送走這些“豪客”；就在一轉身的刹那之間，又歎息地對梅太太說：“報紙上天天登消息說，張三做股票破了產，李四全家跳黃浦江。咱們要是賺了那昧心錢，還吃得下飯嗎？”
登樓。指點。介紹。再登樓。再指點。再介紹。
我的腦海中轉開了走馬燈——梅大師是位好藝術家，也是好父親、好老師，還是勞動人民的好朋友。仿佛還缺點什麼，哦哦，他還應該是位好丈夫！可我應該問誰呢？難道去問紹武——“你爸爸、媽媽的感情如何？”
下樓。道謝。握別。再下樓。再道謝。再握別。
屠珍的眼睛真“尖”，看出我心中有話，逼著我竹筒倒豆子。我說了，她笑了：“這還不容易！1938年，為躲日寇騷擾，梅先生又避居香港。寶琛、紹武不久也去到父親身邊。香港陷落以後，本有老朋友建議把他們哥倆兒送到外國深造。可梅先生怕他倆念洋書、吃洋麵包再娶洋媳婦兒，一去不回忘了本。於是托人把他倆輾轉送到大後方繼續求學。這事兒是梅先生獨自決定的，一直沒敢告訴我婆婆。後來梅先生單獨返回上海時，婆婆去碼頭接。一見麵這份兒高興，可忽然發現丈夫身後沒人——倆兒子不見了！梅先生耐心說明原委，可我婆婆就是不幹，哭得死去活來。”紹武插言：“就為這兒事，我母親半邊臉留下抽搐的病根兒，直到去世也沒治好……”
我在感動中獲得滿足。“一代完人”，於梅無愧。然而未來的這部電視連續劇，如果反映不出梅先生的各個性格側麵，那倒是要有愧於這位“一代完人”，有愧於關心梨園命運和前途的廣大觀眾了！
後來的事情無須細表。我如期擬出了十二集電視連續劇的提綱，從1933年梅先生南遷寫起，寫到1949年返回北平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為止。我認為這麼寫思路明確，因為這段時間梅先生大抵在台下，與普通人最貼心，生活側麵也最多，塑造起來也最方便。但這個思路沒通過，我便退出了寫作但是，我已經為這個題材投入了感情和精力，反倒欲罷不能了。怎麼辦？三思後決定，幹脆把感受寫成書吧！
對的，寫書！因為寫書比寫電視劇更自由也更深沉。書的“出生”，想來不會有太多的關隘。同時，也隻有“書”這種形式，才容易把作者的感覺體現得更充分也更完滿。
這就是我敢說“舍我其誰”的第一條原因，是我通過上述的采訪，已經初步摸到梅真實的內心與脈搏。他在我心裏，不再是一個“高大全”的藝術宗師，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憑此，我覺得自己依此去寫好這本書，應該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第二，我已在中國京劇院工作十年，我對梅派和其他流派的認識，都比較深沉了。憑此，可以增加百之分之十的準確性。
第三，從寫書時機考慮，我當時40出頭兒，精力還算旺盛，當時還有一些老前輩可供采訪谘詢。如果錯過時機，一旦老人們全都謝世，一切也就無從談起。憑此，可以再加上百分之十的信心。
第四，從我工作性質來講，搞這個題目名正言順，時間上有保證。自己出手也快，同時和出版界有聯係，不會做“無用之功”。憑此，可以再加百分之十的保證。
正是綜合以上幾個因素，認定自己平均分已到八十，可以動手了。寫序時一激動，忘乎所以就說“舍我其誰”了。如今年紀增長，知道對任何事表態都應留有餘地，“舍我其誰”還是少說為宜。
安定
我在中學畢業以前身體不好。一是心髒二尖瓣閉鎖不全，二是青年期高血壓，三就是神經衰弱了。可是，我也沒怎麼“上心”，這些病後來就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當時一方麵體育免休，但又擔任了乒乓球校隊隊長，常常帶著同學出去比賽，自己還成了二級運動員。為治高血壓，我曾學了太極拳，“白鶴亮翅”之類的式子學了若幹，但更有興趣的，是自己結合太極程式去創造新的式子。我想，“白鶴亮翅”是前人編出來的，難道說不許後人也編幾個？編式子的目的，不就為了在“打”的同時，讓心裏也充滿詩情畫意麼？再說神經衰弱，有一度我真的睡不著覺，吃什麼藥也不管事。最初吃安定（仿佛當時還沒有如今的“舒樂安定”），醫生說這是最輕的。不管事，就服安乃靜，仍不管事，又服一種很厲害的水劑。但幾次之後，連水劑也不管事了。我一生氣。索性什麼藥也不吃了，反正睡不著，我就想那些既輕鬆又愉悅的事兒。比如默誦唐詩，背李白的，背杜甫的，背李賀的，背著背著，也就嘀咕出自己的了。或者就用手指在被裏子上畫國畫兒，畫《芥子園畫傳》中的各種皴法，什麼“荷葉皴”，什麼“斧劈皴”，這皴那皴亂皴一氣，有時稀裏糊塗也就睡著了，最後連安定也不吃了。
我22歲那年去了新疆塔裏木河墾區，這對我的疾病可是一種挑戰。但也怪，人真到了那兒，病也就沒了。雖然主要是幹文字工作，但有時也幹活，甚至是自己主動找活兒幹。幹活兒時，我總在心裏拿出“白鶴亮翅”的勁頭兒，別人是看不見也感覺不出來的。反正我自己張弛有度，不緊不慢，隻要感覺到“不合適”就歇下來。這樣沒用幾年，我什麼毛病也沒了。包括後來回到北京從事起文字生涯，我也再沒鬧神經衰弱。無論收集材料還是構思文章，我都是幹幹停停，有意反複幾次——從這邊試試，再從那邊看看。寫時也是高一浪低一浪地進行。我不會忘記中國畫家的運筆——有時按下去，有時提起來；有時中鋒，有時偏鋒。我看人家畫畫，“心神兒”時常跟畫家一塊“走”。他畫完了，頭上出了汗；我旁邊看著，結果也出了汗。我想，任何創作都要沉下氣來，先把“起承轉合”想好，再動手就能水到渠成。這樣一來，晚上就可以睡一個踏實覺，舒樂安定就可以不吃。
雖然不吃，但我還是準備著。因為有時躺下去，忽然來了好的意念——往往是白天久思而不得的絕佳文思。這時，我就要抓住不放，為此就任憑它馳騁千裏，我也隻好放棄睡眠。等到文思最後衰竭了，我的身心也已疲憊，這時我先服用半片安定，然後隨手拾起一本閑書，大多翻閱幾頁，撂書，人就睡著了。
這幾年，我還從一些回憶錄上看到，有幾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多年來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每晚都要服用大量安眠藥才能入睡。他們大多在“文革”中去世，死得很悲慘，讓人同情。如今我又想——他們最初是為什麼失眠的呢？一種屬於積勞成疾，那麼真應該早一些建議他們把握節奏，他們就可以幹得更多和更好。還有一種，是為了防止身邊打“橫炮”，但最終還是沒防住，人就倒了下去。看到這一點，我真想勸告他們早日脫離這種職業，去幹一些安定營生。比如幹技術幹工程，也比如我現在做的振興京劇，我覺得就不會有“橫炮”。能幹時就多幹，不太幹得動了就少幹，誰還能“怎麼樣”你？
力爭幹那些一生都很安定的營生，這是當初選擇工作時必須的智慧。用文化情思“對付”工作難題，就可以少吃“安定”一類藥物。有時，是自己為了文思的萌發而服用“安定”，這是服從創作規律時所做的“犧牲”，反而應該得到表揚。當然，還可能會有一種創作的最高境界：從來不用安定而心態自然安定，創作也能有節奏、有效果地進行。這當然是令人羨慕的，隻可惜我做不到就是了。
沈鈞儒家族
沈鈞儒老人90歲時逝世，距今三十五年。但真算起來，沈老實際年齡是123歲，當年說的是虛歲。我父母抗戰時在重慶，和沈老住在同一棟小樓，我就出生在那棟小樓裏。所以不妨說，在我3歲（該年抗戰勝利）之前，倒是每天能見到“沈爺爺”的。後來我父母和沈老先後移居北京，見麵機會反倒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