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沈鈞儒紀念館在浙江嘉興落成。我應邀前往參加慶典，於是見到沈鈞老家族中的許多人，除自小就熟悉的之外，大多是“聽說過的”，還有一位沈鈞老的遠房弟弟，年僅70幾歲，剛從北京的外文局離休。仔細一打聽，原來他和鈞老是一個曾祖，鈞老是大房中的大房，他則是小房中的小房。
沈鈞老祖籍嘉興，但出生在蘇州。他在蘇州讀書並為官，因為按照大清律的規定，為官必須離祖籍三百裏外，以避免任人唯親。沈鈞儒幼年沒在嘉興祖居住過，以後也很少來。他的夫人才是真正的嘉興人，中年去世後就埋葬在鄉下。當時沈鈞老曾親手為自己和夫人寫下一塊墓碑，準備將來合葬在嘉興。解放後沈鈞老當了最高法院院長，又提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這一來，死後就“身不由己”了，骨灰便葬進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早年寫就的這塊墓碑，如今便空埋在紀念館西側的院落中。
參與此次活動的，有沈老最小的女兒沈譜，也80開外了。她身體不好，舉行儀式的當天下午，就遵醫囑返回北京。他四哥（我們稱之“四伯”）也來了，已經87歲，身體反而比她硬朗。他年輕時留學德國，專業是電力工程學。母親去世時遠在德國，因此未能趕回來奔喪。為此他很內疚，後來回國，便獨自在嘉興住了好些年，覺得這樣離母親近些，心裏塌實。這一次他是重來嘉興，感慨之餘又跟著侄子侄女去到一處公墓，看望今年清明剛遷來的三哥三嫂的墳墓。那天微雨茫茫，他站在墓碑前望著照片，眼中飽含淚水，久久卻無一語。
“四伯”的一個侄子輕輕對我說：“幾個叔叔伯伯當中，就數他和我父親最要好。”
我撩了撩額頭雨水，指著天空輕輕說：“不似清明，勝似清明。”
這位侄子小我兩歲，以老北京話說，我倆是“發小兒”。抗戰中期，我們先後出生在沈鈞儒在重慶居住的那座小樓裏。如今他在一家民主黨派的中央機關工作，沒別的嗜好，隻是把他爺爺收藏石頭的習慣繼承下來，並成為北京愛石協會的會長。今年清明，他從北京把他父母的骨灰遷來，同行的還有他的一兒一女，為的是“從小培養和家鄉的感情”。
離開時，天空還是微雨霏霏。公墓目前還沒通公共汽車，但距離嘉興城不遠，騎車隻有二十分鍾的路。他對我說：“你也許不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遷墓，我們圖的就是這種遙遠，我們甚至希望這裏永遠也不要通公共汽車。嘉興離北京雖然不近，可如今來去方便。星期五傍晚上火車，次日早晨抵達上海，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嘉興。借一輛自行車，中午之前就到墓前。午後盤桓一陣兒，騎車回嘉興城，晚上就能趕回上海的親戚家。第二天再盤桓一整天，傍晚上火車，星期一早晨到北京就不會耽誤回機關上班……
“家族”一詞，現已於我國現實生活中消失殆盡。按照獨生子女政策，我們的孩子再也體會不到什麼叫做“家族”了。但這次的“沈鈞儒家族”卻給人以悠長的深思。他們是文化素質很高又很“本分”的一群。大多各有一門專業，於是各守其本，不張揚，不浮躁，塌塌實實幹自己的工作，安安靜靜過自己的日子。沈鈞老當年的某些習慣，比如收藏石頭，比如鍛煉身體的功法，也作為“副業”被繼承下來。再有，是對故鄉出乎尋常的濃鬱感情。許多人昔日隻在填表中寫過“嘉興”二字，是這次才得到機會去實地“看上一看”。沈鈞老的一個孫子，這次還給嘉興某個工程捐款一萬元。“沈族”中的他們，實際早已是新時代中的新人，他們是以迥異於舊時代的“新家族觀念”，去處理家鄉中諸多新事物的。總之，沈鈞老雖然早就遠遠離去了，但他這個家族卻沒有老化，大約因文化充裕而安定穩健，並在新時期中發揮著新作用。
我是候派
侯仁之是北京大學的資深教授，是繼梁思成後的又一位傑出的地理學家，是我國曆史地理學科的創始人。他50年代是我母親主編的《旅行家》雜誌的編委，所以我很小就見過他，還一道遊覽過十三陵。
一別多年。當我母親已然去世，我因工作關係（為北京電視台策劃拍攝有關什刹海的專集）重新邁進他的門檻之際，正趕上北京大學總務科的同誌給他送去竹枝做的大掃帚。他對來人講：“多少年來，我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掃門前的院子，原來的掃帚掃壞了，我讓家裏人進城去買，可怎麼也找不著。沒辦法了，隻有麻煩總務科的同誌們了……”校方來人告辭，他又追了出去：“我眼睛患有白內障，今後可能走在對麵而認不出，您可得多原諒……”我在屋裏聽見這番話，心中不禁在想，熱愛勞動，熱愛燕園，是侯老性格和品質中的核心。
侯老回屋重新坐下，談起當年頗有感慨。他發自由衷地說，“我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五七年後一想起這件事就不高興，我們失去了多少品德高尚、才華出眾的同誌！……”他又問起我父親的身體，我講過之後，他沉默良久才說，“比較而言，我的身體要算是好的，隻可惜我的工作進展不大啊。”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什刹海的事情。臨走，送了一本《侯仁之燕園問學集》。回家細看前邊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侯老夫婦和謝冰心的合影。謝坐著，他和妻子很恭敬地站在背後，一左一右，侯手中“執”著一本謝的文集，就像當年紅衛兵拿毛主席語錄那樣橫在胸前。原來，侯當年在北大上學時，聽過謝先生和吳（文藻）先生的課，所以如今仍師事之。我心裏嘀咕了一句：“老人老禮兒……”
以後和侯先生又接觸了幾次，從什刹海談到圓明園，又從圓明園談到大柵欄，因為那時我正在接觸這些課題。不久，我出版了《老字號春秋》一書。隨後，又因工作之需進而研究起城市文化，直到這時，我才耐下心來踏踏實實閱讀侯老的這本書。
這本書28萬字，是侯老一生重要文章的結集。有他對幼年、青年求學時期的回憶，有他對於北京城曆史地理的探源，有他重要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還有他近年從東西方文化高度對於城市文化的對比（比如，他把北京和華盛頓做了對比）。
我漸漸形成了這樣一個認識：侯老以教書為本職，不以寫書為驕傲。因為這本書的內涵實在太豐富了，許多文章的許多段落中，都時不時會出現一些閃光的句子。我想，要是遇到一位“專門”寫書的人，這些閃光點隻要“隨意地”一展開，不就是一本很通俗也很好讀的書麼？我大致統計了一下，侯老這本書中的閃光點不下二十個，那麼換言之，如果換了個“專門”以寫書為職業的人，改寫成二十本既好看又有深度的小冊子當不成問題。
然而侯老並沒有這麼做，甚至他連這麼想都沒想過。他的經曆和時代都不可能讓他這麼做。六七十年之前，他是先在這所燕園讀書，隨後又在這所燕園教書，並且是教“過”了幾個時代。這經曆太簡單也太純情了，燕園真可以視為他的生命，所以書題當中那一個“問”字，就來得十分準確。“問”是一種態度，一種過程，“學”當然是學問了，學問是沒止境的，生命不止，“問”也就沒有停歇。在他來說，“問”並不等同於“寫”，“問”隻是“求”，既是自己向更深處追求，也可以通過輔導學生得到之。這兩種當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要求必須寫成書才算數。侯老從廣義上也在“寫”，用自己的行動在“寫”，既對己，也對人。所以，他才厚積薄發，樂此不疲了。
這本書我通讀過幾篇，最讓我感慨的至少是這樣三點：
第一，他從曆史地理學的角度，說明了北京城的起源。他指出在古老的華北平原上，有著從東北方向“走”出來的一條大道，另外還有一條從現在西側的蘆溝河畔通往山西的大道。按一般常規，建立城市的最佳地點，應該就是蘆溝河的河畔了，可為什麼選擇城址時，卻選中今天的北京城呢？原因也很明顯，當時的蘆溝河很不穩定，洪水季節時常要泛濫，城市建了也會被淹沒。所以在昔日的曆史條件下，選取建城地址就必須東移到一個較高較安全的地點。我覺得，這一說法也為侯老後來創立的曆史地理學奠定了基礎。
第二，正確地從文化角度闡述了北京城的變遷。他介紹並研究了北京為什麼要成四方形，為什麼要左右對稱，中軸線又是怎麼確定的，以及城市的水源是怎麼解決的……特別是他闡述了北京天安門從清代的“T”字形廣場，改變為今天的天安門廣場的文化意義，“實質是從帝王廣場轉向了人民廣場”。
第三，他開始運用自己的學問，對比著解釋了北京和華盛頓城市形成過程中的不同，證明這是兩個首都分別是由東西方文化使然。
從這些地方看，侯老半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學問，始終凝聚在曆史地理學的主線之上，他心無旁騖，目標準確，下筆（首先並不是文筆之筆）有力。所以我在讀這本書時，首先想到的是侯老的做人和治學態度的合一。他做得“大”，做得“準”，令人欽敬，應該認真地向這樣的老專家學習。
秀州書局
不久前去嘉興公幹，我請文化局朱局長幫忙介紹位“朋友”，以便在我向下跑時當一下導遊。隨後，一個電話打進我的房間，說是“朱局長讓我來……”。連忙請其上來，四十來歲，很瀟灑也很精幹。交換名片——他叫範笑我，單位是秀州書局。嘉興古稱秀州，書局隸屬市圖書館，是國營。我問：“您這名字——”他答：“自己瞎起的。”我當時心裏就嘀咕：這種名字太有古風，與他的年紀很不協調。但由於是頭一次見麵，這話沒能問出口。
他陪我走了兩天，第一天訪問嘉興市內。首先來到大運河邊的一個小廟。不進廟門，卻讓我反複打量廟外一根廊柱上的圖形。柱子是花崗岩的，其上隱隱一個僧人，全身潮紅，像染了血似的……“你猜對了，它叫‘血印僧’，越是下雨天氣就越潮紅。當初廟裏有個和尚為了抵禦倭寇而寧死不屈……”隨即講了一個很委婉的故事，最後還說“民國以來凡是到嘉興來的名人，都必看它……”我頗驚異他動輒“民國以來”的口吻，好像他親眼看見似的。
第二天去了嘉善鎮的西塘古鎮，有些像蘇南的周莊，但又比周莊舒展開闊。在那裏，小範帶我拜訪了他的一位忘年交，書法家江蔚雲先生。西塘到處是他寫的牌坊。見麵才知道他已八旬開外，但精神極好。範引他出示收藏給我看，範每問到某一家——“有麼？”江老連稱：“有咯，有咯。”轉身就從裏屋取出用報紙包著的報卷，然後逐一打開……偷眼看去，發現牆上還有一幅他用大篆寫好的“自挽聯”
問何年解脫塵緣，忍負爾枝頭得萼；
願此日攀登仙界，喜逢他嶺上嬌雲。
江老注意到我的目光：“見笑了。上聯是寫我前妻的，她會畫畫：下聯寫我現在的這位，她剛才就坐在樓下堂屋裏……”臨近中午，大家請江老出去便飯，他以“我吃素”婉謝。我們告辭，在一個臨河小飯館坐下，四個人點了六個菜，結賬不到四十塊錢。下午參觀西塘民居時又碰到江老，他是來參加一個書畫社的活動……我想，西塘遊人之少實在是件美事，如把拜訪江老也放進遊覽內容，最後是有可能“不似周莊，或勝周莊”的。
同遊兩天，我專程拜訪了秀州書局一次。規模很小，除小範外，隻聘任了幾名退休職工，每人每天幹四小時，“盯”一下門市，“發”一些郵購書。小範說：“江南的文化人隻要路過嘉興，幾乎都願意到這兒來坐一坐。郵購書的人很多。我們定期出版書訊，將來也寄一份兒給您……”到他們書局隻坐了片刻，但因之產生的遐想卻不少。如今不論公家還是個人辦書店的，一般都務求其大，追求經營上的規模，也嚐試以現代商業的手段促銷。唯獨秀州書局，不但名字起得就古雅，同時在風格上實行一種“我行我素、風格如人”的特征。我真佩服朱局長，他們能從文化局屬下的幹部當中，找出範笑我這麼個人來，實在不易。書局有了範笑我，不易；範笑我有了書局，同樣不易。書局和辦書局的人彼此相親相愉，才是世間最難得的美事。
我歸途中彎了一下蘇州和南京。等我回到北京，小範的書訊已經擺在我的案頭。一翻閱，發現信息量極大，味道也極好。它實質是“三合一”——其中有文化名人與書局的通信，有大宗郵購書的記錄（比如某地某先生購進了哪些書，書名一大串，多是市場難得之書），也有當地最近的文化新聞，還把這次拜訪江蔚雲先生寫了進去。這實在是地域文化中的一種創舉，既為書局增加了知名度，也為提高銷量做了鋪墊。美中不足就在於書訊印製簡單，一旦裝幀上再考究些，就更有了收藏價值。
十年三寫梅蘭芳
前邊《敢說“舍我其誰”》一文，已經講過1990年出版《梅蘭芳與二十世紀》一書原委。當時考慮，寫完這一本也就“算了”。
1995年，適逢梅蘭芳、周信芳二位百年誕辰，文化界早就宣稱“要有活動”。於是我也不甘寂寞，又抓緊寫了一本《梅蘭芳百年祭》。後因出版碰到點小麻煩，時間上比紀念活動遲誤半年，成了“馬後炮”。當時有點遺憾，但馬上又感到慶幸，因為寫書側重學術，有些觀點甚至和當時紀念活動唱了一點“不諧和音”。學術和紀念演出本就是“兩回事兒”，如真放到一起，反倒互相“攪”。
不久前——說“不久”，其實也有兩年多了，是某出版社建議我再寫一本《梅蘭芳與二十一世紀》，並將三本書緊緊“咬”在一起——第一本是回顧，第二本是橫截麵，第三本則是展望，最後在2000年初，以《梅蘭芳三部曲》的形勢推出。
這一建議是很讓人興奮的。古往今來，似乎還沒有哪一個人能在十年之間，從文化上對本民族某位藝術大師進行三次描述。尤其是這十年對於中國現代曆史，是具有根本轉折意義的十年。京劇置身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其遭遇其苦楚其奮爭都可想而知。京劇飽嚐了磨難，我也經曆了重大的思索。因此這“三寫”隻能是遞進和漸深，而不會是重複。
兩年多以來，我三次修改了寫作提綱。這次寫作的中心，是想研究一下藝術和時代發展的關係。這幾年，我多少卷入了幾種古典藝術的發展史，發現它們和所處的時代的血肉關聯。一般來說，任何藝術在生成時期都期望時代“盡量平靜”，這樣才能給藝術一個安穩的環境。但京劇百多年來的行蹤，並不是勻速的，時快時慢，時連時斷。尤其是本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國開始了從未有過的覺醒，整個社會進入轉型期。不這樣，中國在世界上就沒前途也沒出路。應該說，這二十年的中國社會大發展，給一貫慢吞吞、一搖一擺行進慣了的京劇出了難題，幾次機遇它都沒抓住。應該承認，京劇的命運是抓在“京劇人”手中的。可現實中的“京劇人”，對自身命運之無奈和無力，卻是讓昔日“京劇人”都感到震驚的。
再者，我要延伸在《梅蘭芳百年祭》當中的一個觀點：京劇今後的“活”，主要體現在彙人文化後所顯現的博大精深，體現在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體現在它對外來文化的民族化，體現在它對民族各種新興藝術的經典化；與以上重大的功能和業績相比，新時代對京劇劇場藝術的要求已經不高，已不要求它再誕生出“劃時代”的作品。越是揪住後者不放，越是在“抓新作品”上用力，興許反倒會影響其弘揚文化的作用。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論點，我們有一縱一橫兩個任務。縱的，是繼續深入研究中國經典藝術諸如唐詩宋詞的曆史，以它們的曆史經驗作為論據；橫的，似乎要涉及亞洲諸多古老藝術的發展曆程，也要拿到它們在這方麵的情況進行研究。
還有，前不久在南京遇到作家葉兆言，他提出要我讀一讀《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中關於梨園家族多“近親繁衍”的論述，指出梨園沒落有其血緣上的原因。這的確是個很令人深省的說法，但弄不好會傷人，要仔細研究後才能下結論。
諸多種種，對我都是新課題。當然，有不少問題我在今春交卷的《京劇與中國文化》（50萬字）當中已有涉及，今後任務則是深化。
總之，現在距離最後的動筆，時間上還算充裕。這次寫作的難度似不在於寫作本身，反倒在於動筆之前的調查和思索。今後的京劇興衰，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也不在於某個天才伶人的誕生和立足，而在於整個社會對於這門藝術職能的需要和把握。說如今全球已進入“現代社會”，最主要的一條標準，似乎不再是個人的“如何如何”，而要看集團、階層的內部機理、機製之“如何如何”。我研究老字號時就有一個很深的感慨，過去講某老字號主要經驗有二：一是製作，二是銷售。前者似比後者更重要。目前，二者大體持平。今後，後者肯定就比前者重要了。包括京劇在內，其基本情況也是如此，梅蘭芳的東西本來“不是不能完全學到手”的，但就因為時代不同了，“完全學到手”就難了，同時似乎也就不那麼必要了。您說呢？
總之，這確是一個重要也很能“打遠”的問題，等我想準了再動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