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這些人，你可能聽說過，他們或可愛，或嚴肅，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許多故事和豐富感情的朋友。作為朋友，我很難完全地概括他們，隻能通過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給他們來一次素描，從一些側麵來粗線條地了解下他們的可愛與可敬之處。
總要有未來
前段時間有個電視劇《大時代》反響不錯，有評論說劇中人有我們當年在萬通時的影子，外界將我們六個合夥人稱為“萬通六君子”。現在看來，“萬通六君子”隻是那個年代的產物，我們當時的合作與發展，與當時的大背景息息相關。
20世紀80年代我們開始下海，90年代開始經商，那個時候中國市場經濟的環境基本上還沒有形成，頭腦中還沒有所謂的商業理想。當時年輕人的理想無外乎兩類。
第一類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經過1987、1988年，突然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麵打開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國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書，例如《走向未來叢書》，這些對於年輕人來說會很新奇。那時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關於人們異化的討論等各種各樣的思潮。其實這些東西在這個環境中好像是想抑製人們的思想，實際上反而刺激了人們不斷探求真理的內心需求。比如我接觸那些書，就是因為隔上幾年反對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時候讀一下，那個時候不是單一地你批判說人家不好我就認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個想獨立地探求真理、判斷事情的心理。在這個大背景下，人們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鑒一些西方的東西、社會上一些比較先進的東西，在政治上的觀念上是年輕人的一個理想。
第二類理想是技術理想。當時的年輕人更多的是對技術有濃厚的興趣。我們上學的時候，有哥德巴赫猜想這樣的宣傳報道，覺得技術對一個國家的影響非常大，對技術的追求，實際上在當時年輕人中也是一個主要潮流。
那個年代沒有商人和企業家的概念，也沒有像現在社會上說的企業家榜樣的力量。技術方麵的榜樣很多，各種各樣的科學家，國內的，國外的，有各種獲獎的專家；各種活動和口號也不斷出現，像召開科學大會，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政治方麵的榜樣就更多了，那個時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鄧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經曆，人們耳熟能詳，而且人們也看到這樣一個政治人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恢複高考，包產到戶，讓中國人都吃上飽飯，隔上一兩年就出現一個大事件。這就是80年代整個社會的氣氛。當時經商做企業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這些個體戶，根本沒有什麼榜樣或偶像。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權、馮侖、易小迪、王啟富、劉軍六個人聚在一起創立公司的時候，也並沒有什麼明確的商業目的。像王功權和馮侖這兩個人，他們對錢沒有概念，也不感興趣，馮侖的衣服天天穿，從來不換，王功權更是這樣。他們心目中偉大的理想就是能夠推動社會，把個人的力量融入到社會裏麵去，推動這個社會進步、救國，他們更多的是提出這樣的思想。他們也相信在政治背後有一個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動這個社會進步。而那個時候的氛圍說靠經商、靠發展經濟推動社會進步，覺得這些事情可能這個社會上有人去幹，可是不應該是我們幹的事情。但這裏麵有一個轉折點，就是1989年那件事。這件事讓一直朝著這條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負的青年，突然發現這條路行不通了，無路可走了，於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個時候我們也都才20多歲，也迷茫了一陣子，並沒有直接轉到發展經濟這上麵，而是想著可以給別人打個工，能夠養家糊口，以後買套房子、娶個老婆、生個孩子，讓孩子上個好的學校……這就是那個時候在經濟方麵最大的夢想。至於成為中國企業家這種事情想都沒有想過。
那個時候在我身邊的人更多的還是從政治方麵轉到思想文化上去。他們覺得這兩個方麵比較接近，沒準能找到出路，於是不少人開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談佛論道，講儒演易。但幾經折騰，發現並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畢竟，“昨天的太陽曬不幹今天的衣服”，那些東西太過時了。
最後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轉移到經商上來。現在創辦公司，可以參照的製度有很多，政府給你規定了各種製度，像勞動用工製度，跟員工要簽勞動合同，公司承擔什麼責任、員工承擔什麼責任；像財務製度，錢怎麼花的，利潤有多少，交多少稅，等等。但在那個年代，連公司法都沒有。在沒有公司法的情況下辦公司，就是沒有規則，沒有方向，做事也比較迷茫。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幾個人就商量著怎麼辦。有段時間天天就吃大排檔，坐在一起邊吃邊聊。聊了幾次，覺得有點方向感。有一次我對馮侖說，不能聊完了就沒了，得寫下來，馮侖很隨和，說什麼都答應，但是沒有具體做。於是說了差不多一個月了，還沒有一個文字性的東西能夠指導我們的行為，最後馮侖建議六個人一人寫一段，誰擅長寫什麼東西誰來寫。當時沒有電腦，連電都沒有，空調也沒有，大熱的天，誰能靜得下來寫？沒有人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