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沒有什麼業務，閑著的時候，我跟王功權說了一下，王功權激情澎湃，說必須寫，不能一人一段寫，布置下去沒有人寫。最後決定我們聚在一起聊，聊的時候別吃飯，在辦公室裏聊，邊聊邊記。當時供電也是時有時無，一會兒燈亮了，一會兒燈滅了，最後點著蠟燭，一邊聊一邊寫。寫完以後改，改完以後我記得又搞了一兩個月時間，最後說定稿了，就叫《披荊斬棘，共赴未來》，要我發表意見。我看了看，除了後麵寫得有點囉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權前麵寫的一段比較激情澎湃，先提出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抱負，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還有一條路就是辦企業，為社會創造財富來推動社會的進步，為家庭創造財富來孝敬父母、養育後代，把這些都提出來了；馮侖寫了一段在當時如何經商；後麵還寫了一些製度、我們做人的原則等。其實我們現在看有些提法還是有點問題的，在當時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則是一條充滿無限希望的路。這也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摯友易小迪
在創業初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陽光100的易小迪。我們倆年齡相仿，經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來的，思想、世界觀都比較一致，遇到問題，無論是情感上麵，還是創業過程中碰到的困難，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從心裏麵把我作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這樣看他的。
易小迪這個人，正派——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則，低調——幾十億的身家，生活極其簡單，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認識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當時我們都在海南島。易小迪在海南省體製改革研究所工作，當時的體製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體製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來我們公司檢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況一點一點彙報，彙報到12點半，他們才離去。這是我第一次見易小迪，基本上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見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學的研究生，還沒有畢業，利用實習時間從北京跑到海南島來實習。易小迪跟我說，那天中午他們沒有地方吃飯了，說去找潘石屹，來的時候就11點多了，結果我隻彙報工作不提吃飯，他們隻好去另一家公司“檢查工作”，終於蹭上了一頓飯。我問他有什麼打算，他說海南省體製改革研究所徹底黃了，人也都散夥了。
他現在在做印刷方麵的小本生意，這次來是想看看我這裏有沒有什麼他可以做的業務。海南的天氣熱，我記得當時他穿著個背心、牛仔褲和大拖鞋，戴個眼鏡，曬得黑黑的，就像農村的大學生。我說行，有印信封信紙的活，我找你印。從那之後，我們倆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還留在海南島。那是一個很無聊的年代，內地人大部分都從海南島回到內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業機會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隨和，所以在他身邊總是聚著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廠裏總是朋友不斷，各種各樣的朋友都待在那裏。吃飯時，大家就在印刷廠門口，用磚頭支起一個鍋，煮一鍋米飯，大家邊吃邊聊，印刷廠成了那個無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
那時我們生活都特別節儉，我到他的印刷廠去，他請我吃飯，一般我們點上一個菜，來上兩碗米飯，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從五指山大廈跑到我這邊來，我就請他吃飯，有時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議說吃麵條，他說行，我說咱們點個菜吧，他說吃米飯就點個菜，吃麵條就不點菜了，一人吃一碗麵條就可以。過了一段時間，易小迪和幾個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學研究會”。研究會的牌子就掛在五指山大廈對麵印刷廠的外牆上。他們還給我封了一個頭銜——“海南省佛學研究會秘書長”。我們開始一本本讀佛經，讀的時候基本上都讀不懂，於是我們就讀南懷瑾解讀的佛經，讀完以後我們之間在這方麵的交流多了一些。實際上這個佛經是一個引子，通過談佛經就把人的價值觀、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談出來了。我覺得這個朋友很難得，如果沒有這個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獨的，可能很快就放棄了，如果動不動找個師父就比較江湖了。如果兩個好朋友，沒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討，結果就全然不同了。現在回想起來我整個思想的成長，我慶幸走過這樣一段路，有這麼一位朋友相伴。雖然我悟性不夠，沒有長進，但是從此我的性格變平和了一些。
當時我還管著一個很不景氣的磚廠，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帶，經常有“爛仔”騷擾我們——海南島把當地的小流氓都叫“爛仔”。一次有一群“爛仔”攔住了我，不讓我過去，說這路是他們修的，讓我付錢才能過去。這群“爛仔”的頭兒是一個個子很小、曬得很黑的小夥子。據說他在當地非常出名，當時他手裏還拿著一把砍柴的刀。我心裏知道，他們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沒有理會他們，一直往前走，後來，這群“爛仔”看我沒有理他們，罵了一頓也就走開了。走過去以後，我很鬱悶，找到易小迪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易小迪對我說，以後“爛仔”要找你的麻煩，你千萬不要再找一群“爛仔”對付他們，要找派出所，找級別和境界比“爛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點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並認識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訴符民警說經常有“爛仔”騷擾我們，請他們給予幫助，之後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