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西洋會議和《大西洋憲章》也反映出殖民主義的痕跡，暴露了美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爭奪。在會議期間，兩國就未來世界利益劃分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羅斯福認為，英國應該把殖民地問題交出來討論，而丘吉爾卻聲稱，“我當首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該憲章沒有明確提出反法西斯鬥爭參加者以何種方式動員一切力量進行反法西斯鬥爭，也沒有確定戰後如何保障實現所列各項人民民主權利，沒有具體說明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戰後的命運。丘吉爾事後在英國下院曾說：“在大西洋會議時，我們心中想的，主要是恢複納粹奴役下歐洲國家與民族的主權、自治與民族生活，再就是關於它們的疆界可能有必要作出任何變動的指導原則”。由此可以看出，美英畢竟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們認識問題的出發點仍是以“歐洲為中心”，而把亞洲、非洲國家排除在它們的“原則”之外。
盡管如此，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大西洋憲章》仍對動員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敗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大西洋會議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美英兩國商定援助蘇聯抗擊德國。兩國領導人在聽取曾赴莫斯科考察訪問、並會見斯大林的哈裏·霍普金斯彙報後，決定派使團前往莫斯科，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進行的倉促會談繼續下去。1941年8月15日，斯大林收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聯名電報，其主要內容是：
在哈裏·霍普金斯先生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們曾利用研究他的報告的機會，一起商量了我們兩國如何能對貴國對納粹進攻所進行的輝煌保衛戰給予最大幫助的問題。我們目前正在合作把你們最迫切需要的供應品最大限度地提供給你們。
現在我們必須轉而考慮一個較長期的政策，因為在能夠取得完全勝利以前，還得經曆一段漫長和艱難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勝利，那麼我們的努力和犧牲都將是白費的。
為了使我們大家能就我們的共同資源分配問題迅速作出決定，我們建議，我們準備在莫斯科舉行一次會議，我們將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討論這些問題的高級代表出席。
我們充分認識到，蘇聯的英勇和堅決的抵抗對打敗希特勒主義有著多麼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感到，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在製定將來分配我們共同資源的計劃這件事情上迅速立即行動起來。
斯大林欣然同意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建議，蘇美英三國開始積極準備有關事宜。8月28日，丘吉爾內閣決定派供應大臣烏克斯·比弗布魯克男爵為英國使團團長。因為英國援蘇物資很大一部分將要從美國援英物資中劃撥，丘吉爾指令比弗布魯克：“我想請你偕同哈裏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對俄國軍隊的長期供應問題。……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予俄國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們自己作出重大的犧牲，這也是我們的責任和為了我們的利益的事……。你的任務不僅是協助製訂援俄計劃，而且要確保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不致遭受過大的損耗。”
顯然，英國政府在援蘇問題上堅持3條原則；一是把美國援英的物資轉給蘇聯；二是真誠合作，盡力而為；三是考慮自己的承受能力。
美國擬讓霍普金斯擔任使團團長，後因健康方麵的原因，改派艾夫裏爾·哈裏曼執行這一使命。為向蘇聯提供有效的軍事援助，羅斯福指示陸海軍首腦；“我認為不僅在當前，而且在蘇聯繼續對軸心國作有效鬥爭的全部時日裏，為它提供一切合理的軍火援助，對美國的安全和保障是極端重要的。我確信在擬議中的莫斯科會議上，……必須大量地全麵地對蘇聯承擔這種性質的義務”。從而，他闡明了蘇聯對德作戰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直接相關，由此出發，美國有義務援助蘇聯。
1941年9月15日，美國使團抵達倫敦。為協調雙方的政策與目標，美英兩國使團利用6天時間，“共同分析了可以提供給蘇聯的武器和原料的項目單，擬訂了《勝利綱領》的生產指標（即製訂一個在麵臨的長期戰爭中供應各條戰線的固定的生產目標）”。
9月22日，美英使團乘坐英國皇家海軍“倫敦”號巡洋艦由斯卡帕灣啟程，經由北極圈內的北冰洋前往蘇聯的阿爾漢格爾斯克。為保證安全，美英采取了許多欺騙措施：美軍派出2架B—24型轟炸機，搭載使團的一般成員或隨員直飛莫斯科，掩蓋使團主要成員取道海上的真相；英軍不派護衛艦護航，以減少德軍飛機的注意等等，這些措施收到了預期效果。9月23日，柏林電台就播發了美英兩國使團已安全飛抵莫斯科的消息。
9月27日下午，“倫敦”號巡洋艦在白海的北德維納河口拋錨，轉乘1艘蘇聯驅逐艦逆水上溯32公裏，到達阿爾漢格爾斯克，受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熱烈歡迎。當晚的宴會上，三方共同舉杯預祝盟國的團結和法西斯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