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於10月1日結束，蘇英美三方都對會議結果表示滿意。當晚，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盛大宴會，與美英使團全體成員共同慶賀會議取得圓滿成功。席間，斯大林對哈裏曼說：“戰爭須由三國軍隊會師才能贏得勝利”。10月3日，斯大林分別致函丘吉爾和羅斯福，對比弗布魯克和哈裏曼的工作表示滿意，感謝美英兩國政府對蘇聯的援助。相信它們“將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來保證盡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實現莫斯科會議的決議”。盡管蘇聯認為這個議定書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協定規定的期限不長，這就使蘇聯指揮部難以擬定未來的作戰計劃。”但蘇聯官方仍然認為：“莫斯科會議對動員各同盟國的資源用以擊潰侵略集團，有著巨大意義”。
莫斯科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的重要國際會議。蘇美英三國代表為實現戰勝法西斯的共同目標，首次進行會晤。他們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製度的差異，捐棄前嫌，求同存異，最後達成協議，從而為建立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奠定了基礎。根據三國簽訂的議定書，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上半年，美英向蘇聯提供無息貸款，並輸送包括4500輛坦克和3600架飛機在內的各類物資150萬噸，總值約10億美元，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艱苦抗戰；蘇聯堅持對德作戰和提供大量原料，也為美英爭取時間加強戰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引起美國朝野上下群情激憤，普遍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敗日本。在軍界，要求加強對日作戰呼聲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是遠東美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中將和海軍作戰部部長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
麵對變化了的戰爭格局，溫斯頓·丘吉爾又喜又憂。喜的是美國終於參戰了，憂的是他“覺察到有一種重大的危險，即美國可能在太平洋進行對日本的戰爭，而讓我們在歐洲、非洲和中東對德國和意大利作戰”。他決定再次與羅斯福會談。12月9日，他致電羅斯福：“我們可能根據現實和新的事實去檢查全部戰爭計劃，以及生產與分配問題。我覺得這一切事項（其中有些正引起我的關注）在最高一級的行政階層上能夠得到最好的解決。再次同你會晤，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非常大的快樂，並且愈早愈好。”次日，他又焦急地電告羅斯福：“我覺得麵對著新的（特別是在太平洋中的）不利局勢，如果再等待1個月才決定我們的共同行動，那會造成很大的損害。我曾希望於明天夜間啟程，但將推遲航行，以待獲知你所指定的會晤地點。我對於最後勝利，從來沒有感到過有這麼大的信心，然而隻有協調一致的行動才能達到勝利。”
丘吉爾還對艾夫裏爾·哈裏曼說：“這場戰爭是長是短都在美國掌握之中。如果你們以戰鬥機保衛太平洋地區的每一個城鎮，那麼這場戰爭就會長，要打5年。如果你們勇敢一點——讓入侵者進來，這有啥關係？——那麼這場戰爭就能在2年內結束。”
可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在大西洋會議上建立的同盟受到嚴峻挑戰，是繼續堅持1941年l～3月兩國共同提出的“先歐後亞”、“歐洲第一”的戰略方針，還是把戰略重點轉向太平洋，成為反法西斯同盟能否協調一致共同對敵的關鍵。
12月9日，羅斯福在對日宣戰後向全國發表的“爐邊談話”中說：“德國和日本是根據一項聯合計劃來進行其陸海軍作戰行動的。這項計劃把不幫助軸心國家的一切民族和國家都當作全體和每個軸心國家的共同敵人。這就是它們簡單明確的總戰略。所以，美國人民必須認識到，隻有類似的總戰略才能夠與它抗衡。……我們期望能消除日本的威脅，但是，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一點，卻發現世界其他部分則由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去支配，那就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他暗示美國仍將堅持“先歐後亞”戰略，把希特勒作為頭號敵人。
為在新的形勢下協調和完善美英兩國的戰略方針，羅斯福認為也有必要與丘吉爾會晤。他在接到丘吉爾的呼籲後，於12月11日電邀丘吉爾赴華盛頓會麵。
12月12日，丘吉爾在哈裏曼陪同下，率三軍高級將領，從蘇格蘭的格裏諾克港乘坐“約克公爵”號新型戰列艦，啟程赴美參加代號為“阿卡迪亞”的兩國首腦會談。之所以選擇“阿卡迪亞”作為這次會談的代號，是因為兩國領導人希望這個詞所比喻的古希臘田園牧歌式的靜謐，將能成為他們協調一致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