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二十三日，平遙票商蔚豐厚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執筆給山西晉中老家各票商總號的負責人寫了一封信。這封落款為“京都祁太平票幫”的公函，力陳票商已到生死存亡關頭，各家應及早合組銀行，外爭利權、內求自保。
在信的結尾處，李宏齡說：“或問開銀行後即可保票號不廢乎？不知正以票號不能久存，故立銀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廢，有銀行尚可延一線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焦慮之情溢於言表。
已替蔚豐厚服務了整整40個春秋的李宏齡，在花甲之年（時年61歲）仍決意為自己畢生珍愛卻頹勢漸現的票號事業奮力一搏。
冰凍三尺
清朝中葉，借助足跡遍及海內外的山西商人雄厚的財力，以存放款及異地彙兌為主的山西票商，迅速崛起，號稱“彙通天下”。地處西北內陸的祁縣、太穀、平遙三縣，著名票商總號雲集，儼然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但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國門洞開，洋貨源源湧入，包括山西商人在內的華商主營的茶葉、絲織品等大宗貨物，受到國際市場競爭的衝擊，出口額急降。加上延續近20年的太平天國及撚軍起義（1851~1868年），以及對外的中法戰爭（1884年）、甲午戰爭（1893年）和庚子之役（1900年），戰火所及之處無不百業凋敝，以商業為根基的票商生意大受影響。1883年，著名徽商胡雪岩在與洋商的“生絲大戰”中失利，其經營的阜康票號受到拖累，各埠分號連鎖倒閉，一時震動國內商界，山西票商難免唇亡齒寒。
清廷的曆次巨額戰爭賠款，又多轉嫁於商人，尤其是號稱“海內最富”的晉商身上。如1843年，山西紳商向朝廷“捐輸”白銀200餘萬兩，1853年又“捐輸”白銀近160萬兩（占當時全國紳商“捐輸”總額的近40%）。僅此一項，已讓若幹山西票商不堪重負，走向中落。
在戰亂中，票商往往自身難保。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京城存放大量銀錢的20餘座“爐房”全被搶劫焚毀，另有202家當鋪多被搶空，損失白銀數百萬兩，僅10家得以保存。蔚豐厚北京分號（當時李宏齡尚未到任主理）急於避亂，匆忙間起運巨額現銀欲回平遙總號，還未出城門即遭劫，全行盡墨。
另一方麵的威脅，來自勢力日益坐大的在華外資銀行。
外資銀行來華之初，本土票號聲勢已經很大，在全國許多行省都設有分號，漢口、廣州、廈門、福州、營口等通商口岸的金融業，皆為票商所左右。即使是外國商人與中國各地之間的貿易款項來往、資金周轉，都要靠票號代為彙劃，外資銀行主要從事國外彙兌，兩家“河水不犯井水”。
19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外資銀行逐漸取代洋行在中國通商口岸金融市場的地位，主動吸收公私存款，對主要經營本埠銀錢借貸、急需資金周轉的國內錢莊，低息發放短期貸款，並兼營國內彙兌。這樣一來，“洋銀行”與“土票號”發生了直接競爭。
甲午戰爭之前，在華外資銀行共9家，其中英國6家，德、法和日本各1家，總分支行及代理處58個。甲午戰爭後，俄、美、荷蘭等國銀行紛紛加入戰團，至1913年，在華外資銀行達21家，分支機構125個，其總部彙聚的上海，取代山西“祁太平”成為中國新的金融中心。
晚清時咄咄逼人的外資銀行不僅加速蠶食票號存放款和彙兌業務，還逐漸操縱了彙劃時價，控製中國金融市場，並借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爆發於上海的幾次金融風潮，不斷打擊、削弱以山西票商為主力的本土金融機構。1883年的金融大恐慌，不僅導致胡雪岩的阜康票號破產，更使上海大錢莊數量從78家減少到10家，受累倒閉歇業的中小商號錢鋪，不下三四百家。
這就是李宏齡與在京“祁太平票幫”經理們聯名上書總號，呼籲從速轉型銀行業的時代大背景。
欲挽狂瀾
在那封緊急公函中，對其決意敦促總號主事者們從速采取行動的直接原因，李宏齡有詳細說明。
原來，清廷度支部（即原管理財政的戶部）不久前公布，今後凡具有銀行性質者，必須呈本驗資注冊，按照規例運作，否則不能再從事存款彙兌業務。此新政策本擬有三年過渡期，但京中各票商經理剛剛得悉，很可能六個月內就要照此辦理，票號若不及時應對，說不定一律得關門歇業了。
在京山西票號經理因此“焦灼萬分，彷徨無措，連日會商，自非結成團體，自辦銀行，不足以資抵製，不足以保利權”。他們向遠在山西老家的財東們力陳：“押款擔保等事，票號所不便為者，銀行皆照例為之……票號所不能享之權利，銀行獨能享之，生意可發達也。”
他們還集體擬定，合組的銀行應取名“晉省彙業銀行”，各家票號各出資本三五萬兩，設為有限公司，募集股本500萬兩，每股100兩。將來的計劃是，“除內地繁盛各處均占分莊外，可漸推及各國商埠，以保本國利權”。出身祁縣富商渠家、熟悉海內外商情、深孚眾望的渠本翹，獲公推出任這家新股份製銀行的經理。
心緒難平的李宏齡當日又以“京都平幫”的名義給平遙各票商總號主管寫了一封信，信中直言：“現在國家庶政維新，我等一意守舊，恐亦非自全之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李宏齡之所以抱怨有人“一意守舊”，事出有因。其實，過去數年，山西票商已錯失了轉營銀行的第一輪機遇。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凱邀請山西票商加盟天津官銀號，遭票號老板們一致回絕。第二年，戶部尚書（即財政部長）鹿鍾霖奉旨組建大清戶部銀行，曾號召北京各票號入股，但山西票商總號卻明令“不僅不讓入股，人亦不準加入”。戶部多次相詢無果，隻好轉向江浙絲綢商人籌股。到了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人、財兩方麵都感到不足，兩次懇請山西票商協辦，又遭後者抵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