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徽州鹽商中，以乾隆年間擔任總商40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最為著名。
與王直同鄉，祖籍徽州歙縣的江春，出身鹽業世家，父親即任總商多年。他善結交鹽政官員，且為了討好清廷，以各種名義捐輸報效銀數總計達1120萬兩，號稱“百萬之費，指顧立辦”。乾隆六下江南，揚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萬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歡心。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北京舉行千叟大宴慶祝，江春應召赴宴，並獲賜杖之榮。
徽州鹽商是在清廷保護下發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盤剝下傾家蕩產，江春亦不例外。由於經年累月的報效捐輸，以及揮霍無度的奢侈生活，加上清朝中葉前後鹽商的整體衰落，江春晚年陷入“貧無私蓄、家產消乏”的窘境，反過來要乾隆爺開恩，從國庫撥款借貸以度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病故時，這位曾富可敵國的大鹽商幾乎沒留下什麼家產，連其後人的基本生活都成問題。
江春去世後將近百年，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徽商，也走到了其跌宕人生的末路，他就是胡雪岩。
關於這位紅頂商人盛衰榮辱的故事，得益於近年來小說家的大肆渲染，人們已耳熟能詳，特別是光緒八、九年間（1882年—1883年），他與洋商進行的生絲大戰，功敗垂成，令人唏噓。
其實，胡雪岩大半生的輝煌，充其量是一步步滑向衰落的徽商的最後一抹斜陽。早年王直試圖突破海禁、挑戰體製，雖遭橫死且身背罵名，但仍處處顯露上升期的徽商創新求變的氣度。而無論江春還是胡雪岩，謀求官商一體，以為得到權力庇護便可無往而不利的思維模式，則更多折射出中國傳統商人缺少獨立人格的悲劇色彩。
安徽師大學者王世華在《徽商》一書中總結稱，徽商衰落過程大體上以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嘉慶（1796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時期，作為徽商中堅的鹽商，隨著“綱鹽法”的敗壞，私鹽盛行，鹽價下跌，勢力已日趨式微。道光三十年，淮南鹽業改綱為票，失去壟斷保護，徽州鹽商迅速消亡。
隨之而來的鹹豐、同治年間（1851年—1874年），太平天國及撚軍與清廷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各地徽商損失慘重，徽商老家徽州也受戰火波及。盡管徽州茶商一度中興，但到光緒中葉時，因在茶葉外銷市場競爭中失利，失去最後支撐的徽州商幫，終於退居曆史舞台的邊緣。
餘音猶未了
據“胡開文”墨號傳人胡洪椿之子胡玉麟近年回憶，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入高潮，父親曾給休寧縣政府打報告，要求將該墨號碩果僅存的休城老店合並到由幾家分店組成的“公私合營屯溪胡開文墨廠”，但沒得到允許，“主要是縣裏考慮這個店屬於曆史悠久的名店，想保留下來”。1957年，這家百年老店正式停業。
1966年9月，停業近十年的休城老店成了“破四舊”的第一個對象，胡氏後人一家被趕了出來。等到“文革”結束後，胡玉麟隻領回了部分破敗不堪的房產，店內存放的大量墨模、成品以及曾國藩親筆題寫的招牌，早已難覓蹤跡。1995年，這座老房子轉手後成了一家豆腐坊，直到2005年經媒體報道後，當地政府才表示要收回並加以保護。
同樣是在2005年初，發生了南京和浙江麗水兩位大學教師夜闖歙縣，砸毀王直墓碑的事件。他們的理由是，此墓由日本人修築，而王直是“倭寇”“漢奸”，是可忍，孰不可忍！事件曝光後，又引發一輪如何評價王直，他究竟是徽州海商的先烈，還是引狼入室之敗類的爭論。
正像已過古稀之年、花費半生精力關注研究徽商的葉顯恩所言，400年前那段聚訟紛紜的“嘉靖倭難”的曆史，以及王直等徽州海商（或海盜）正邪難辨的往事，相信今天和以後仍會有永無止境的解讀和探討。今天我們所能做的是，既要把這段曆史置於當時的特定背景下理解，又要從現代的眼光出發，做出貼近真實的分析。
一部400年徽商史，或許亦當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