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繼延：近代湘商興起於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中西文化與製度發生激烈碰撞、國難當頭之際，因此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大都“心憂天下”，有很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從首倡“師夷長技以製夷”主張的魏源，到興辦國內第一批近代官辦工業的曾國藩、左宗棠，無一不是湖南人。風氣所及，早期湘商大都是亦官亦商，或者既是革命家也是商人。而改革開放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國內投身慈善公益事業的“首善”，也都是湖南籍的成功企業家。第二，在追求創新上狠下工夫，早期如民族化學工業創始人範旭東，近期如以三一重工為代表的“工程機械湘軍”，都是通過技術創新占領產業製高點，贏得世界聲譽，此外還有近年來笑傲文化界的“出版湘軍”、“廣電湘軍”，無一不是銳意創新的代表。
問：與各大傳統商幫相比，湘商曆史較短，根基尚淺，它有哪些比較明顯的弱點呢？
伍繼延：湖南人性格鮮明，他們的優點往往也是弱點。比如湘商過度的“心憂天下”，很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變得太關心政治，甚至會有些盲目。近來有位知名的共產黨員民營企業家，公開說“我的一切隨時可以獻給黨”，這跟黨和政府當前對待民營企業的政策，明顯背道而馳嘛。再說湘商喜歡創新，但如果一味求新求變，就很難沉得住氣，而成熟的經濟力量和商業文化，都要靠長期的沉澱和積累。還有一個詞形容湖南人的性格，叫“霸蠻”，往好裏說是堅韌不拔，往不好裏說，其實就是不善於靈活變通。但市場瞬息萬變，對商人企業家而言，這也算一個不可忽視的缺點吧。
問：你是湘商尋根的主要推手，又致力於湘商地方商會的建設，你怎麼看待傳統商幫文化與現代商會精神之間的傳承與變化？
伍繼延：在新的商業環境下，重建傳統意義上的地域商幫是不現實的，我們倡導湘商文化，為湘商追根溯源，與這些年來國內興起的“商幫熱”一樣，是對過去幾十年泛濫的“曆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反撥，商人要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才能明白將會往何處去。
新一輪市場經濟大潮中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民營企業，他們沒有主管部門，卻擁有越來越強大的資本話語權，他們有自身的權利需要共同維護，有自身的訴求需要有效傳達給外界，同時，他們也需要嚴格的行業自律。因此，傳統商幫文化的基礎上，建設擁有明確自治意識並得到製度保障的現代商會，是我們這一代商人的當務之急。
問：商會作為一種新興的民間組織，如何麵對政府監管這一敏感而又現實的問題？
伍繼延：我相信，民間商會作為一種社會自治組織，是經濟社會逐漸發育成熟的產物，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積極力量。我們都意識到，“小政府、大社會”應是未來中國的必然趨勢，政府應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還給基層社會組織，擁有雄厚基礎和經濟力量的民間商會，正好可以發揮作用。
首先，民間商會的非政府組織特點應得到尊重，它不能簡單地被視為政府的附庸；其次，現在各地民間商會相對於政府還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希望盡快出台《商會法》，既對商會活動加以約束、規範，又以法律保障來克服商會發展的製度障礙。
我想，如果將來中國各地能有幾千家運作成熟的各級商會，即可最大限度地消減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不穩定因素的衝擊。曆史已經證明：商會是最好的社會穩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