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貧非隻官為業，百戰歸來證古今
——訪海內外華人世界頂級學者、北師大台灣籍特聘教授龔鵬程先生
其學術係統博大宏深，貫通中西，融會古今；在文化上繼往開來，自覺擔當起傳承中國優秀文化遺產、弘揚中華文明的重任，身兼海內外多種學術性和文化性社會職務；關注民生、胸懷天下、針砭時弊、不畏威權，可謂當今世界真正的知識分子……這個一襲唐裝、儒雅而謙和的中年男人，就是海內外華人世界頂級學者，國內多所大學特聘、客座教授龔鵬程。
6月8日，北京，2008中華詩詞青年峰會開得如火如荼，濃重而寬鬆的學術氛圍引起了龔教授的極大興趣。與一幫作學術演講的後輩詩人劍拔弩張、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勢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嘉賓席上，他的評點語言謙和，但觀點獨到而深刻。
懷著高山仰止的心態，在一場愉悅的聊天中，記者細細聆聽了這位學林大師級人物有關中華文化的諸多高論，領略了他坦露的一段心路曆程。感受，用一句文一點的話說，就是如坐春風，撥雲霧而見青蒼天色。化用黃山穀與曾國藩的兩句詩——家貧非隻官為業，百戰歸來證古今，送與這位學者，也許是最貼切不過。
從政歸來：家貧非隻官為業
記者（以下簡稱記）：20世紀90年代，您曾當過一段時間的台灣行政院文教處處長，後來又回到學界專門做學問，是什麼原因促成這種回歸？在大陸，官員下海經商已經不怎麼司空見慣了，但官員為學似乎不多，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龔鵬程（以下簡稱龔）：台灣官員和學者的界限本來很模糊，如最近馬英九組“內閣”，很多人都擁有博士學位，他們本來也可能在學界。學界作為社會儲備人才的一個主要場地，是台灣社會比較特別的地方。很多學者在學界從事研究工作，被政府延攬後，到政府機關從事服務，但不一定以官員為職業。黃山穀說“家貧隻以官為業”，現在不需這樣。做官隻是說明他擁有這種學識，政府有這種需要。學者覺得在這裏能提供專業的貢獻，才到政府機關去服務。假如他覺得在政府機關的服務沒有辦法實現理想，當然可以退回到學界。正因為有這樣一種環境，保障了學者參與政治的動機比較純潔，具有理想性。這一點不同於古人，古人如果不做官了，還可退隱田園。而現代都市人無田園可退，所以隻有做官，這就成了韋博所講的以政治為職業，為誌業。但在台灣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我在1991年就參與兩岸的文化工作，是因為覺得這是曆史一個特別的機遇。兩岸隔絕了很久，突然間開放了。台灣成立了“陸委會”，大陸也成立了國台辦、海協會，兩邊有了一個正式的交流架構。在這種條件下，我熱情地來參與，但後來工作不太順利，因李登輝主政的緣故，於是，我覺得我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在這種大環境下再做下去也就沒有必要了，所以仍然回到學界繼續做學問。
記：有學者認為，兩岸的統一，最終要落到文化統一這個主題上，互增文化認同感。您怎麼看待這一觀點？
龔：從政期間，參與政治工作跟我做學問的曆程不相違背，我不是走另外一條路。我本來就關心中國文化發展，而且覺得應該通過中國文化的重新發展來導引兩岸從分裂走向統合。當時我創辦過一個學會，叫中華兩岸文化統合研究會，研究怎麼樣將兩岸文化重新統合起來。兩岸方麵的統一，在我看來，主要還是要從文化方麵的統合做起。大家都把近代史看成簡單的內亂或者內戰造成的分裂，可實際上這種內戰為什麼會打起來，是因為思想不一致，對於怎麼樣才能救中國，整個思想體係相當混亂。從思想文化上來看，有胡適的新文化運動，看起來是很激烈反傳統的，而實際上他認為隻有這樣中國才能繼續發展。另外一些人反對胡適，反對五四運動，也不是說中國不要變好，而隻是覺得胡的方法、路子可能是錯誤的。這些都是為了救中國，但開出的藥方不一樣。
不同的救國方案，背後有很多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因素，必須考慮到它在整個中國近代200年來裏麵內在蘊含的非常多的文化問題要處理。這是當代文化變遷造成的中西方文化衝突的問題。新舊的轉變，東西的衝突，使得我們在思想領域上的認識莫衷一是，而一百年來，兩岸很多人在實踐，走了很多的路子，現在我們重新來看，到底應該怎麼做，我認為在其中應該找到新的文化定位。我當時從政，其實也是希望走這一條路。我的理解是，麵對當代現代化提出的很多有挑戰性的問題，從中國本身的文化傳統上來發展，來重新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中國，我的理想是這樣。
客座人生：自由暢達的學術互動
記：新世紀以來，您往來於兩岸三地，並在大陸多所著名學府擔任客座教授，且遊曆東南亞各地，影響很大。在我看來，這種人生是很自由暢達的，也有助於學術的宏揚。您怎麼看待自己的客座與遊曆生涯？
龔：我參與大陸的學界活動已經很久了，大概從1987、1988年起就頻繁參與大陸的學術研討活動，因為我的學術領域比較寬，參與大陸學界的活動包括文史哲、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麵。此外，我可能是第一個帶台灣教授團到大陸舉辦學術研討會的人，當時我負責一些學會。中間十多年來自己辦大學，也頻繁邀請大陸的學者和一些學術團體到台灣訪問交流。
從2004年開始，我開始到北大、清華、南京師大、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川大等校做客座，與大陸學界的交流也就更為深廣了。在湖南，我跟嶽麓書院的合作也比較多，跟出版界和畫界的一些朋友都比較熟，長沙也常去，因為有親戚在長沙。
在台灣時，我跟大陸學界互動就比較多。這幾年在大陸能有更多的互動機會，我覺得非常好，這種學術氛圍很自由，畢竟我是一個客人，有客人和旅行者的便利，也不太受大陸學界目前一些體製方麵的限製，而且大家對過去我在學界的表現表示肯定，對我也比較優待，提供了很多方便。
遊曆生涯：跨國家的文化行為者
記：最近，您與東南亞和歐美學界也有頻繁互動。在整個華人世界，您幾乎成了華人學術界的標杆。能談談您這方麵的遊曆與體會嗎？
龔：在台灣時，我們與歐洲、東南亞學界就有很多來往。全世界漢學，研究中國文化這一塊，是一個總體的學術社群，我們現在叫做跨國家的行為者。這個學術界社群很大，是全球性的。我們跟這些學界有很多關係，包括歐美國家、日本韓國等，來往都比較多。
比較特別的是我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關注比較深入持久。我在佛光大學當校長時，發現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華人其實處境非常困難，而學界不太了解。如新加坡華人很多，大陸學界可能認為它是以儒家文化為治國根本的，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新加坡沒有華文教育，過去連華語都不讓教學，這樣做，是想降低華人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因為新加坡要建設成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印度人，有馬來人，避免造成種族衝突，因此希望不要特別突出華人文化，而選擇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和公共的官方語言。馬來西亞雖然有華文教育，但同樣是壓低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麵的影響力，政府不鼓勵華文教學，基本隻支持英文和馬來文的教學。即使中文係畢業，畢業論文也必須用馬來文寫。華人如果從小學到中學受的是華文教育，考入大學的機會就會少得多。中小學的華文教育政府不出錢。華人如果要宏揚中華文化，隻有自己出錢辦。
記：幾十年來，台灣學校培養了東南亞大批華人學生，您目前仍在當地辦有高校和研究所，努力促成當地華人文化的宏揚，可以看出您是用心良苦的。對此，您會長期堅守嗎？
龔：在馬來西亞當地，華人的教育水平基本停留在中學水平，考入大學很難。所以，當地有錢的華人都把小孩送到台灣讀書，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培養了很多馬來西亞學生，畢業後回到馬來西亞的有兩三萬人，留在台灣的更多。這幾萬人回到馬來西亞華人世界，是精英，但馬來西亞不承認台灣學曆，這些學曆隻有在華人世界得到承認，這些高學曆知識分子在當地也沒有繼續深造的機會，政府利用這種方式來提高馬來人的文化地位。
我覺得這樣對於華人文化的發展有很大障礙，所以當時我在馬來西亞辦了幾個研究所，為華人提供繼續進修、繼續讀書的機會。我不當校長後，後來者覺得辦這樣的研究所虧本，因為師資都得從台灣請，成本很高，不願繼續辦。後來我自己辦了一個歐亞大學，在馬來西亞，學生在這個學校畢業後，可以拿到在歐洲國家或美國被承認的文憑。我學得這樣對於華人文化的宏揚很有意義，所以會長久地堅守。
旁觀大陸學界：教育國家化體製有礙學術發展
記：您是學術界大師，而且跟大陸學界的良性互動很多很頻繁。旁邊者清，如果您以一個旁邊者的身份來看，請問您對於大陸學界有些什麼看法，主要是體製方麵的看法。
龔：我也多次談過，有些看法不是跟學術界建議的，是跟政府建議的。因為目前大陸學術界沒有太多的自主性，比如教學體製，以目前比較熱門的國學來講，如人大的國學院，武大等學校辦的一些國學班，這些學生畢業後拿的不是國學的文憑，因為國學還不是一門學科，學生畢業後可能拿的是文科學士，或哲學、曆史的學士。這就弄得好像國學不倫不類了。
學門以及學科的劃分，在體製方麵，目前還是教育國家化。國家的權力和意誌對教育的發展有著絕對的影響，在這種體製下，學界的力量很小很小。比如，要申請成為研究基地，成為一級學科、重點學科等，沒成立前，整天應付檢查，填表格，到處打點關係啊，精力都花在這些方麵了。等到成立後，每年也有很多檢查，填很多報表，彙報成果，這是一層一層的。在這種狀態下，每個老師每天都忙得不得了，而忙的卻不是學術。
在這樣一種體製下，教育主管部門規定了你可以做什麼學科的研究，可以進什麼樣的單位，可以做什麼樣的項目，學者沒有很大自主性。有些人覺得在這裏麵有利可圖，畢業出來沒幾年，忽然間到了博士導師，申請到一大堆項目，儼然成為學界的暴發戶，有了很好的政商關係，開了一大堆的班，非常有錢了，交往都是名流。這樣，他的學問還能做嗎？另外一些人則怨天恨地，覺得完全不能適應這一環境，也看不慣，學界的風氣當然就搞壞了，根源是教育國家化，是它造成了很多弊端。
記：積弱何時可盡醫？針對這種積弊，您開點藥方？
龔：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從學界開始，因前期的思潮而引發。從台灣的經驗來看，提倡校園民主化，教育改造從學校改造後，社會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因為教育學界一改造，思想言論環境就改變了。
大陸各領域都在改變，唯獨教育還是計劃經濟、國家項目、國家規劃等，到地方，一些項目一層一層地來申請，基本上都是國家化體製。這是學界目前最大的困難，等到這個體製自覺地想要去改變，要很長時間，但我覺得學界可以給政府提供建議，因為這樣長久下去，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現在是全球資本化時代，大陸基本上是經濟自由化了，但資訊市場是不自由的。人才缺乏與資訊不自由的空間越大，對國家資本的發展越有影響。資本不等同於資金，資本很大一部分是文化資本，即大家目前所講的軟實力。如果在這方麵沒有大的發展，是跑不遠的。大陸應該慢慢意識到這一點，能夠鬆綁，讓學校有更多的自主性，讓教授們也有更多的自主性，讓民間的教育體係慢慢恢複活力。互相激蕩，格局才能打開。
儒學複興熱：宣囂之外的冷思考
記：近年來，關於儒學經典的解讀很多，如於丹在百家講壇的講義動輒發行上百萬冊，儼然“心靈雞湯”。有人認為儒學的複興達到了一個新高潮，指日可待。但也有人持不同觀點，如新銳作家韓寒就很憤激地將此稱為“病態”，他的理由是“經典沒人讀，而失之皮毛的解讀甚囂塵上”。我也注意到，您在這種新熱度下有許多理性的冷思考，在《儒學複興時代的隱憂》一文中多有論述。您認為儒學遠未複興，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龔：儒學遠遠沒有複興，熱度隻是淺層次的表象，因為當下已沒有了這個社會條件和現實基礎。儒學隻是成了一套理論，與哲學流派沒有不同，隻是一些空洞的概念，最多談談倫理道德，好像隻有倫理道德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一點用。但是，談倫理道德，現代人是不喜歡聽的。現代社會的特質在於強調工具理性。正如康德講的實踐理性，現代人對於倫理道德的宣講是不在意的，因為工具理性，人很現實，所以談道德，人們會考慮這到底實不實用。正因為現在人聽不進去，所以儒學是浮的，才會像餘英時所雲“成了一個幽靈”，沒有軀殼，隻成為“一種想法”，理論架構在那裏，底層支撐的東西一無所有。
記：您提到要重造“儒學的軀體”，怎麼重造呢？
龔：我提倡生活的儒學。也就是說，要讓儒學在我們的生活具體上起作用。前提是改造現代社會的這種生活，重新檢討現代人生活中出現了哪些問題。比如，犯罪率、自殺率越來越高，家庭破碎，離婚率增加，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人們生活極其麻木，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忙得沒有目的，也感覺沒有什麼成就，對目標又很茫然。古代蘇東坡會像我們現代人這樣忙嗎？這些都需要檢討。
此外，人跟人之間不是傳統那種人際關係，成了機械性偶然的關係，就如碎片，偶爾碰到，而關係很疏離，不像過去傳統的那種倫理親情，家族化。重建現代人的倫理情境，我們才有必要來談儒學的複興。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為現代社會治病。必須檢討當代社會這種結構，然後重建這種社會組織，否則儒學再講也隻是空談。
傳統哲學的出路，是跟現代生活相結合的，而且應該進入社會工作體係。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理性發達的時代，所以要讓儒學和工具理性相結合，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本來就是結合的。
記：請您談談您就生活儒學的實踐。
龔：提倡生活儒學，在當下有很多事可以做。多年前我在台灣辦過一個科係，叫生死學。我講生活儒學，不是要像開中國哲學那樣講老掉牙的一套理論。什麼叫生死學呢？儒釋道三教都談死生大事，都談人麵對死亡的問題。麵對死亡，其實是哲學中一個最大、永恒的問題。人總是會死的，那我活著幹什麼？不朽的意義在哪裏？這又回到一個死亡的問題而展開。所以，辦這個科係，其實還是要談中國哲學，但生死學放在中國哲學體係裏來談是不一樣的。這樣，就可以具體到處理人的社會問題。
比如，現在有許多絕症的病患，這些人都是知道自己馬上要死的，本人及其家人心理上怎麼調適，生死學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在西方醫療界和護理界，已形成一整套課程，叫“安寧照顧、臨終關懷、悲傷處理”。我們開生死學，引進西方這些理念，結合醫療界、護理界而展開。我還給台北市政府寫過一本《市民通用喪葬手冊》，一般老百姓家庭死了人不知怎麼辦，特別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什麼都不懂，可以根據這個手冊來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