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文物走私案和我有關,不少國寶級的文物從陝西、河南、湖南等地挖出來之後輾轉一番都是從這個港口運到國外去的,一直沒有被海關和邊防發現,一是因為稽查力度沒有想象的那麼嚴,二是因為我借安全設施整改的名義在那港口倉庫下修建了一個地庫,用來囤放文物,當時的施工隊隻見上頭有撥款又有紅頭文件,隻管照著我的示意施工,建築工人隻當這是給政府修防空洞。這地庫有閘門與市政工程的排汙管道相連,直通海岸,風聲緊的時候就由蛙人帶著小件器物潛水送到接應的船舶上,風頭過去了就直接用皮筏艇或者漁船托運貨物上大船。我和很多盜墓賊都有直接聯係。當然,在行內,並不會稱自己是盜墓賊,他們都有自己的名號,往來最多的是幾個摸金校尉,相傳是曹操組建的官方盜墓組織傳承下來的,鬼扯呢,我是不太相信,不過不管什麼來曆,放現在不過是個代號而已。同理,盜墓被稱為倒鬥,下墓就是下鬥,我自己倒也親自下過幾個鬥。聽我說的有些玄乎,張檢打斷了我的陳述“你不要在這聳人聽聞,我都查過了,你高中畢業後參軍,沒兩年提了幹,轉業之後一直在行政單位工作,是國家幹部,不要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為你貪汙腐敗的行徑來開脫。”我搖了搖頭,對他說“小張同誌,走私販賣國寶是要掉腦袋的,承認貪汙腐敗頂多判我幾年,我拿這個和你開什麼玩笑,你要相信我的認罪態度。”劉檢訓斥了張檢“小張,別亂打岔。”又轉頭過來對著我說“陳局長您慢說。”生怕我慪氣又不肯招供了。依稀記得兒時父親經常因為辦案連續幾天甚至幾個月不回家,母親所在的工廠當時效益也很好,作為廠裏銷售科長的她也經常往外地跑。從小我就在各個親戚家中輪流寄住,直到現在我還常調侃自己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到了十五六歲,青春期叛逆就顯得尤為明顯,常常逃課去踢球或者打電子遊戲,學習成績自然一落千丈。那年我念到了高二,父母開始擔心我來年考不上大學。說來也巧,父親的一位戰友,這年正好到我們市接兵,他去人武部打了個照麵就來找我父親喝酒。他的軍裝上衣為綠色,跟常見的一樣,褲子卻是藍色的,在我們家鄉倒是不常見,後來知道是空軍製服。肩膀上戴的肩章是兩杠兩顆星,也就俗稱的兩毛二,中校。他跟我父親喝酒的時候提出要不把我帶到部隊去鍛煉鍛煉,父親覺得這也是條出路就拍板決定了。那時候當兵可是百裏挑一,很多人想去還不一定去得成,而我自己對未來的規劃可謂一團漿糊,覺得能去當兵也不錯,至少能在同學麵前炫耀炫耀,讓他們叫聲解放軍叔叔,於是就答應了。連體檢都沒參加的我,課也不去上了在家候著,每天踢踢球打打遊戲混日子,直到順利通過政審。沒多久,我跟著父親的老戰友和其他百十號新兵上了火車前往部隊。當然,這些往事也沒必要跟檢察官叨叨,隻是在我腦海裏簡單過了一遍。新兵們在北京站分了撥,車站內外嘈雜的聲音此起彼伏,有熙攘人群的聲音、火車汽笛聲、汽車喇叭聲、還有接兵幹部扯著嗓子喊出的口令聲。新兵們各個精神雀躍,11月的北京已經下過幾場雪,接兵幹部們卻是忙得滿頭大汗招呼著新兵蛋子們,場麵雖大但並不顯得壯觀,若不是大家都穿著軍裝,看起來倒是像現今國慶黃金周的旅遊景點。各個部隊的運兵車輛彙聚於此,什麼車型都有,占多數的還是解放141、斯太爾和衡山客車,新兵們像趕鴨子一樣上了各自部隊的車。同行的老鄉大部分去了師部所在的楊村場站和72團,而我被帶到了遵化。現在想來,如果我當時去了楊村,或許就不會有之後的離奇經曆,我的人生軌跡會如何改變我無法預見,但想必不會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地。我還是個半大的小孩,對祖國的山川河流和名勝古跡並不感冒,之所以去遵化是因為我父親覺得楊村場站離城鎮太近,怕我會常常溜出去玩耍,於是跟接兵幹部打了招呼,把我弄到相對偏僻的地方去。後來的一切,恰恰都是從這遵化場站開始的,也許這就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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