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新力量的崛起
反動的、腐敗的東西在繼續腐敗下去，進步的、新生的力量在生長發展。中國社會中，一個新的力量崛起了。它導致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一次偉大政治運動——戊戌變法運動。
戊戌變法運動作為一次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其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而光緒皇帝則是站在第一線的領導者。這次政治運動出現在封建腐朽勢力控製下的中國，自然不是康有為、光緒帝“心血來潮,的產物，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這就需要從頭說起。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資本主義列強不斷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恣意進行野蠻掠奪，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文明程度較高的資本主義強盜，他們在侵略中國的同時，充當了曆史不自覺的工具，帶來了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思想武器。數千年閉關鎖國的古老中國，如同密封在棺榔中的古代木乃伊，一遇到新鮮空氣和當時富有生命力的資本主義細菌，必然要迅速地、不可遏製地腐爛，發生分解。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一些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就開始對西方進行研究，他們從最初的感性認識開始，首先看到了西方的堅船利炮，從反侵略的需要出發，主張“師夷之長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武器。但當時，這種敢於麵對現實、承認中國落後的人寥寥無幾，尤其是當朝的袞袞諸公，大多沉湎於“天朝上國”的古老文明，恪守著“夷夏之防”的陳腐說教，有的斥西方技術為“奇技淫巧”，學習它就會敗壞人心；有的竟然把威力強大的火藥武器當作神魔小說中的“妖法”。於是，在林則徐、魏源等人呼喊了幾聲之後，中國又可悲地．沉默下去了。
十多年之後，當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猛烈地衝擊著清王朝統治的時候，某些劊子手終於發現了用火藥武器對付革命群眾很有效，便開始開設工廠，製造槍炮。七十年代前後，在資本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第一次割地狂潮，紛紛入侵中國邊疆地區的時候，清廷一些大官僚在“求強”、“求富”的口號下，先後辦起了一些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這就是風靡一時的洋務運動。
在這個運動中，一些官僚、地主、商人也突破傳統的舊勢力，開始投資興辦新式企業，中國一個新的階級力量終於誕生了。據統計，自1872年至1894年的二十多年中，民族資本所設廠礦達七十四家，資本總額計二千一百六十三萬多元。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很多人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國粹不能醫國，西方的辦法不能不用，紛紛主張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又一批廠礦企業相繼開辦。連南通狀元公張謇也加入了設廠辦企業的行列。他在上海、南通等處集股六十萬，籌建大生紗廠。自1894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國新設廠礦達八十家，資本額為一千七百八十多萬元。將近三十年中，中國民族資本的總額不足四千萬元。據說，當時慈禧個人積聚的金銀就達三千多萬兩。這樣一比較，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實在很微弱。
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畢竟從無到有、產生並發展起來了。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新的階級力量，它必然要在近代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發揮作用，這就成為變法運動的階級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是極其艱難的，它受著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和束縛，它同外國資本和本國的封建主義必然有矛盾。從它一出現，就一直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擠、打擊和封建主義的壓抑、摧殘。從國內看，主要是清政府的厘金、苛捐雜稅和官僚集團的盤剝、勒索，阻礙著民族資本的發展；清政府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形式進一步為民族資本戴上了沉重的鐐銬。幼稚的民族資本更無法同外國資本抗衡。除了外國商品大量輸入之外，侵略者還在中國大量投資，設廠開礦，肆意掠奪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1894年之前，英、美、德、法、俄、日等國在中國開設廠礦企業達一百零一家。僅以美商開設的上海發電廠為例，其發電量就相當於全國各華人廠發電量的總和。英商頤中煙草公司的產量，超過全國所有華人煙廠的產量。當時，全國年產一百萬噸以上的大型煤礦，幾乎全部由外資控製。它們嚴重地摧殘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隨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活動的加劇，民族資本所受的威脅就越大，它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銳。因此，維新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乃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其愛國性是十分明顯的。
早在中法戰爭之後，具有改良思想的鄭觀應、陳熾、陳虯等人就著書立說，宣傳變法。其中如鄭觀應，不但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富國強兵，而且，還呼籲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興學校、開議院。連洋務派官員彭玉麟也提出過這類主張。他們成為維新運動的先驅人物。也就在中法戰爭之後，康有為憤國威不振，列強侵削，於1888年首次給光緒帝上書，請求改良政治以挽救國家危亡。
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喚醒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很多人在尋求救國的真理，一些愛國誌士終於認識到：“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以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為標誌，愛國救亡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開展起來，逐步變成了廣泛的群眾運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資本主義列強又一次掀起瓜分中國的高潮。這一年冬天，德國以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艦強占膠州灣，並揮兵登陸，占據膠州、即墨等地，迫使中國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強迫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獲得了修築膠濟鐵路及開采沿線礦產的特權。同時期，俄國出兵占據了旅順、大連，清政府派李鴻章與俄國簽訂了租借旅順、大連，為期二十五年的“租地條約”。次年初，法國索租廣州灣，並擅自修建滇越鐵路；英國要求重拓香港界址，強租威海衛；日本照會總署：強迫中國聲明不割讓福建與他國，英國又強租深圳灣、大鵬灣。列強威逼，亡國危機迫在眉睫。這又一次激起愛國誌士的憂憤，戊戌變法運動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
曆史的發展總是循序漸進的，年輕、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不能不受曆史條件的限製。而且，最初鼓吹變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作為知識分子而具有資本主義傾向，首先是從思想上、文化上受西方影響而產生的。這決定了他們既具有先進性但又在中國大地上沒有深厚的根基這一嚴重的“先天不足”。因此，這個階級一走上政治舞台，不可能立即提出推翻封建統治，驅逐外國資本主義的革命口號，再加上這個階級同封建主義割不斷的聯係，他們隻能采取改良的方式，走改良的道路。戊戌變法運動就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應運而生了。
第二節 康有為的奮鬥
戊戌變法運動是同康有為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他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戊戌變法運動的興起同他的奮鬥是密不可分的。
康有為，廣東南海縣人。原名祖詒，字廣廈，自號長素。提起他這個別號，確實曾給他惹過不少麻煩。在封建社會，曆來都很尊崇孔夫子，幾乎每個朝代都是如此，封建帝王們先後在孔夫子名字之前封了很多神聖的名號。許多年來，人們尊稱他為“素王,。而康有為竟“不揣冒昧”，自號為“長素”，竟然想高於孔夫子，豈不是“大逆不道”嗎？守舊而又頑固的道學先生們為之痛心疾首，在康有為宣傳變法時，他們竟然把“長素,兩個字當作“小辮子”，進而當作“大棒子”，不時舉起來揮舞一番。所以，他這個標榜大誌的名號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
康有為出身在一個官僚兼知識分子家庭。他父親曾在鄉裏教過書，後任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年僅十一歲時父親就去世，由其祖父教養。他祖父曾任過連州訓導，又是學者。在這樣的家庭中，康有為從小所受的是傳統的儒學教育，這是很自然的。
他確實是一個“神童”，五歲就開始讀四書、五經，七歲就能寫八股文了。長成後，博通經史。他從小就關心國事，經常閱讀邸鈔——一種原始報紙，登載朝廷中的重要詔令和事情以及大臣奏章，亦稱閣鈔——以了解朝廷的情況。他雖博聞強記，卻並不願鑽研無用的八股文章，所以，在鄉試中多次失利，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才中舉，他已三十六歲了。
康有為十九歲時，受業於著名經學大師朱次琦。朱次琦崇尚顧炎武、王夫之，主張“經世致用”，這對康有為的影響很大。康有為讀了大量的書，慨然以經營天下為己任。光緒五年(1879年)，二十一歲的康有為到了香港，初次接觸到資本主義社會。他對香港的繁華、對西人的科學技術驚歎不已，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涉獵西方書籍，認為西方之所以先進，在於“治國有法度”。光緒八年(1882年)，他去北京參加順天鄉試，經過上海，購買了很多西方的書籍，他完全醉心於西學了。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又一次進京。這正是中法戰爭之後，他憂心國事，認為中國要發憤圖強，隻有這幾年的時間，應當及時變法，如果耽誤了，以後外患日逼，再想變法就來不及了。於是，他第一次給光緒帝上書，主張變舊法，通下情，慎左右，但這次上書被一些守舊大臣、包括當時的翁同和所阻格，沒有送到光緒手裏。
康有為激憤之餘，開始從中國的聖經典籍中尋找變法的理論根據。他回到廣州，一麵講學，一麵著述。光緒十七年(1891年)七月，他的第一部理論著作-《新學偽經考》刊行於世。
《新學偽經考》用曆史考證的方法，證明秦始皇焚書並沒有燒毀官府博士所藏的六經，這樣，西漢時所通行的今文經都是足本，是真正的孔子學說。西漢末，劉歆所謂從曲阜孔子的舊宅中發現的古文經都是假的，是劉歆偽造的，什麼《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古文《書經》統統不可信。劉歆偽造這些經典的目的在於為王莽篡奪漢朝的天下製造理論根據。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朝之學，故稱為“新學”。曆代的學者不辨真偽，盲目崇尚“漢學”，實際上他們所尊崇的隻不過是“新朝之學”．
康有為的這些觀點是否正確，我們姑且不論，但是，按照他的觀點，無疑是要引導人們對曆來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學經說去大膽懷疑，而且，還直接動搖了統治階級的理論支柱，這實在是驚世駭俗的。
光緒十八年(1892年)，康有為又寫成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孔子改製考》。在這本書中，他認為，孔子是主張改革的，孔子所記載的堯、舜、禹的事跡都是他的假托，因為當時沒有文字，傳不下來，孔子假托堯、舜、禹的言行以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張。書中還用資產階級進化論觀點，提出了“三世說”，即人類社會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所謂“據亂世”就是君主專製時期，“升平世”是君主立憲時期，而“太平世”則是民主共和時期。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由“據亂世”向“升平世”轉化過程中。很明顯，他的這部著作就是要把孔夫子這個永世不變的聖人塑造成改革的護法神，並主張中國由君主專製製向君主立憲製過渡。
但是，他這部著作當時沒能發表，因為他的《新學偽經考>捅了馬蜂窩，他自己遇到了麻煩。
以“漢學經說”為立身之本的封建士大夫對康有為群起而攻之，痛詆康有為的
光緒帝看了這個奏折後，一則不明其所以然，二則出於他正統的封建意識，下詔讓兩廣總督李瀚章查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結束。四月，康有為正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他聯合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第二次給光緒帝上書（即“公車上書”），主張拒絕同日本簽訂和約，“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並具體提出了變法的內容：修築鐵路，製造機器輪船，興辦礦務，鑄造銀錢，開辦郵政，用這些辦法以“富國”同時，用“務農”、“勸工”、“惠商”的辦法以“養民”。但是，他上書正值光緒在和約上“用寶”的第二天，鑒於和約已經簽訂，都察院拒絕代奏，這次上書，光緒帝又沒有看到。
也就在這一年，他考中了進士，被授予工部主事的職位。康有為認為，這個職務對他變法毫無用處，沒有上任。四月，他第三次給光緒帝上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和自強雪恥的四條措施：富國、養民、教士、練兵。
這個期間，翁同和多次向光緒推薦康有為，認為“康有為之才過臣十倍”。光緒對康有為漸有好感。看了康的這次上書之後，他非常高興，立即交大臣傳閱，接著又交給軍機處，命抄錄四份：一份送給慈禧，一份存軍機處，一份發給各省督撫討論，另一份放在懋勤殿的禦案上，供他自己閱讀。
光緒如此重視康有為，自然引起了一些守舊大臣的不滿。這年閏五月初八，康有為第四次給光緒上書，提出設立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都禦史徐郫認為康有為既是工部主事，應由工部大臣代為轉奏，而工部尚書李文田對所謂“開議院”又十分反感，不肯代奏。這樣，這次上書又沒有轉到光緒手裏。’
康有為認為，上下風氣未開，變法的時機沒有成熟，必須進一步宣傳，“合大群”，方能使朝野上下一致響應。於是，就約集一些誌同道合的人，在北京辦起了強學會，通過講學、演說、討論等形式鼓吹變法。同時，還約集楊銳、陳次亮、袁世凱等人，各出義捐，籌集了幾千兩銀子，辦起了改良派的第一個機關報-《中外紀聞》，由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另一個學生麥孟華擔任編輯。該報除刊登外報關於“新政”的新聞和評論外，每期都有梁啟超等人寫的短評。因為經費有限，沒有力量購置印刷機器，隻能用粗木板雕印，每天印三千份左右，送給王公大臣、士大夫貴人，全部免費贈閱。
由於康有為等維新誌士的熱心宣傳，變法一時成為時髦的事業，各色人物都表示關注，有的甚至還給予支持。首先是外國人，主要是美國、英國公使和一些傳教士，他們出於各自的目的，捐贈了一批西洋書籍、地圖、儀器等等。強學會盛極一時，他們分別發電報給各省督撫，呼籲支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王文韶等人各贈了五千兩銀子作經費，宋慶、聶士成等將領各贈了幾千兩。李鴻章也表示願贈二千兩，但強學會中的維新誌士們認為李鴻章投降賣國，聲名狼藉，拒絕接受他的贈款。
其後，康有為又到江蘇、浙江、廣州等地活動。九月，成立了強學會上海分會，由張之洞出麵負責，康有為、黃體芳、汪康年等列名發起，辦起了《上海強學報》，聲明“本會專為中國自強而立。以中國之弱，由於學之不講，教之未修，故政法不舉。今者鑒萬國強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國自強之學。”次年，梁啟超、汪康年又在上海創辦《時務報》。
在康有為等維新誌士的鼓吹下，維新思潮洶湧澎湃，遍及全國各地，變法運動就要開始了。
第三節 維新思潮的傳播
以強學會為中心，維新誌士們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了宣傳活動。
但是，在封建頑固勢力異常強大的中國，維新思潮的傳播自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六日，禦史楊崇伊受李鴻章指使，彈劾文廷式，彈劾的內容除了以前所講過的那些之外，還特別攻擊文廷式參與組織強學會的行動，是什麼“植黨營私，以毀譽為要挾”，“私立會黨，開處士橫議之風”，請求封閉強學會。慈禧正要借機打擊甲午主戰的人，於是，在罷斥並驅逐文廷式出京的同時，封閉了強學會。上海強學分會也同時被封閉。
然而，維新思潮的興起，既然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結果，它就不是反動勢力所能禁止得了的，維新誌士們的宣傳活動更加深入地開展起來。
上海強學分會被封閉後，由黃遵憲和汪康年提議，將強學會剩餘的款項，籌辦了《時務報》（旬刊），梁啟超任主筆，負責撰稿。該報以“變法圖存”相號召，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在該報陸續發表。他認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當列強入侵之際，死守“祖宗成法”已不可能，“變亦變，不變亦變,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主動變法，“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否則就會亡國滅種。“變法的根本,,在於改變科舉製度以養育人才，鼓勵“工藝專利，，，象西方那樣，發展資本主義。當時，全國很多讀書人，喜歡梁啟超議論新穎、文筆優美，爭相購買《時務報》。幾個月之間，該報竟然銷至萬餘份。梁啟超名噪一時，上海也成了維新派活動的中心。
湖南也是維新思潮最活躍的地區，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江標的後任），都具有維新傾向。他們在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的影響下，積極開辦學校，興辦商務，開設內河小輪船，推行了一係列革新措施，成為全國最富有朝氣的一個省。
在強學會、《時務報》的影響之下，各地的學會、報紙紛紛創設。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之後，學會、報紙更如雨後春筍。據湯誌鈞統計，主要有：
直隸有強學會、知恥學會、西學會、立天足會等（均創設於1897年）；
江蘇有上海強學會、上海農學會(1896年)，不纏足會、蒙學公會、譯書公會、醫學善會、蘇學會（均創設於1897年）；
湖北有質學會等(1897年)；
廣東有農學會、不纏足會等，
廣西有聖學會；
福建有不纏足會；
陝西有勵學齋(1897年)。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之間各地陸續創辦的報紙，上海有《時務報》、《蘇報》（1896年）、《通學報》(1897年)，《農學報》、《新學報》、《集成報》、《算學報》、《實學報》、《萃報》、《求是報》、《演義報》等（均為1897年創辦）；
杭州有《經世報》(1897年)，
桂林有《廣仁報》(1897年)；
天津有《國聞報》、《國聞彙編》等(1897年)，
長沙有《湘學新報》(1897年)；
重慶有《渝報》(1897年)；
澳門有《知新報》(1897年)。
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國的各種報紙從十九種增加到七十種。
資產階級維新派利用這些陣地對腐朽的封建製度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歐榘甲在《知新報》上撰文，把千百年來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人間至高無上的封建君主斥之為“民賊”、“竊國的大盜,。揭露他們“把國家當作私人財產，把百姓視為牲畜豬狗；隻要他們的產業不會丟失，縱然拋棄千千萬萬的百姓也在所不惜”。
上海《時務報》的文章說：這種君主專製製度“扼殺了人民的才幹，渙散了百姓的力量，敗壞了人的德性”。
黃遵憲在南學會講演說：“君主們荒淫無恥，昏昧糊塗，甚至五穀不分，卻恬不知恥地高踞於百姓之上，而讓全國受其統治。這種製度實在應當垮台。”
譚嗣同撰寫了《仁學》-書，當時雖沒有發表，但在維新派中流傳較廣。他在這本書中尖銳地指出：“二千年來的政治，都不過是秦始皇的政治，都是強盜政治，二千年來的學說，都是苟況一人的學說，都是偽君子的學說。隻有強盜政治才利用偽君子學說，隻有偽君子的學說才向強盜政治討好、獻媚。”深刻地揭露了君主專製製度和儒家學說的本質及其關係。
資產階級維新派著眼點是在知識分子中擴大影響，沒有看到下層工農群眾的力量。所以，他們針對讀書人醉心於科舉宦達的情況，著重對科舉製和八股文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梁啟超說：“以八股文來選拔讀書人，是中國禁錮文明的一大根源。這種辦法實行了上千年，使讀書人喪失了聰明才智，不了解古今大事，不知道五洲的存在，這種禍害都出在八股取士的製度上。”
被毛澤東同誌稱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嚴複撰文說：八股有三大害處，一是禁錮聰明才智，二是畋壞人的心術，三是孳生了遊手好閑的人。“八股製度使天下人把寶貴歲月消磨在無用之處，使人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氣節，滋長了人的盲目自大的心理，消耗了人的精力智慧。對上，不能輔助國家，對下，不能讓個人增長財富，國家也因此而貧窮衰弱。”“一旦外敵侵淩，國家就毫無依仗。”
維新派還對八股文、八韻詩以及封建教育製度下脫離實際、死讀書等弊端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嚴厲的譴責。
康有為的學生徐勤在
當時，維新派中，人們稱八股文、八韻詩為“二八”，有人戲比之為“二八佳人”，作詩嘲諷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伏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
二八佳人體似糊，篇中藏藥毒迂儒，
雖然不見人身死，暗裏蒙君智慧枯。
還有人寫文章時，引用乾隆時的一首道情來諷刺八股文，其中說：
“讀書人，最不濟；口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賢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到那歲考日，鄉試期，房行墨卷，汪汪念到三更際。讀得來口角離奇，眼目淒迷，兩個肩頭，一聳一低。也不曉得
由於維新派的宣傳、鼓動，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一時間，談論變法成了一種風氣，連一些官僚，每天也必看報紙。從這個意義上說，維新運動已成為群眾性的運動，同時，也成了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資本主義列強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膠州灣、旅大事件相繼發生。民族矛盾又一次激化。這進一步激起了愛國誌士的義憤，變法救亡運動趨於高潮。
膠、旅事件後，在廣東講學的康有為星夜兼程，趕赴北京，給光緒帝第五次上書，痛陳變法救亡大計。同時，他聯合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各種學會，以變法救國相號召。短短的時間裏，各種旨在研究救亡圖存的學會紛紛成立，主要有：
以康有為為首的廣東同鄉的粵學會，
由楊銳等發起的蜀學會；
由林旭倡導發起的閩學會；
以楊深秀、宋伯魯為首的關學會。
一八九八年是科舉考試的年份。一八九七年底，各省舉人雲集北京，康有為又聯合在京舉人一二百人，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集會講演，成立了保國會，並決定在北京、上海設兩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立分會。其章程中宣稱：“本會因國家之地日割，國家之權日削，國民日益貧困，決心持正救亡，所以開這個會以希望保國，定名為保國會。”
維新運動以不可壓抑之勢蓬勃開展起來了。它給死氣沉沉的中國帶來了一線生機。這股潮流必然要波及到處於尋找出路中的光緒帝。
第四節 光緒的新轉變
維新派人物容閎曾經說：“中國政治上當危急存亡之秋，正值維新思潮澎湃而來，侵入北京。光緒帝受此奇異勢力之激動，遂奮起提倡維新之事業。”光緒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到積極參與維新運動，他是有一個轉變過程的。
自甲午之戰喪師割地之後，光緒受到強烈的刺激和震動，他決心挽救這個垂危的封建王朝，並開始尋求新的出路。
但是，受傳統封建道德和文化熏陶的光緒，對那些據說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道理是深信不疑的。他常常獨處宮中，如饑似渴地讀書。先聖漢儒的經典，明君英主的事跡，他拚命搜求，廣泛閱讀。正所謂“病急亂投醫”吧，他希望從這些古老的遺產中找到治國的良方。他同臣下談話時，總是一再詢問：如何振興國家？什麼是當務之急？他希望臣仆們有所匡輔，使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出現中興的奇跡。
翁同和等人曾給他推薦過一些講求“時務”的新書籍，光緒受到不少啟發。但這時的光緒和翁同和，並沒有超出洋務派的思想境界，認為國家要振興，不能不用西方的辦法。而所謂西方辦法，無非是練兵、製造槍械、興辦實業，用李鴻章的話說，就叫“變法”。但是，就連這一點變法，滿朝文臣武將，反對的居多，讚成者極少。
漢人官僚中可以用張之洞作代表。他也曾喊過變法，並且還支持過康有為辦強學會。但那些隻不過是趕時髦，撈資本，就其內心而言，又何嚐支持過變法？湖南巡撫陳寶箴準備興辦內河航運，而當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卻說：“中國十八省隻有湖南沒有外國人的足跡，小輪船一開，外國人就會接踵而來。”他還想靠局部的閉關政策來“抵禦”外國人侵入。陳寶箴反問道：“湖南即使不行小輪船，就能阻止外國人來嗎？”張之洞說：“當然不能。不過，我們兩人不要去招這股禍水。等我們離任之後，外國人來了，也就不由我們負責了。”張之洞之流的封疆大吏隻知道保官、保地位，推卸責任，絕不肯有所作為。膠、旅事變之後，有人問他：“現在外國入主張瓜分中國，果真有一天中國被瓜分了，您將如何自處？”張之洞沉思良久，恬不知恥地說：“即使被瓜分了，我想，他們還會給中國保留一個小朝廷。我仍然不失為小朝廷的大臣。”隻要有官可做，國家危亡與我何幹？對於這類大臣，光緒帝又能從他們身上看到什麼希望呢？
身為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的剛毅則是滿洲貴族集團的典型代表。他對“世務，，一竅不通，而且根本不屑去過問。甲午之後，由於光緒一力主持，由袁世凱操練一支新式陸軍，剛毅則攻擊為浪費，空耗錢財，當袁世凱請求撥款購買彈藥時，他無知地說：“買鉛彈太浪費，平常可以讓士兵用土塊裝到槍裏練習嘛”曆史已經演進到十九世紀末期，火車奔馳，舟楫縱橫，他卻視而不見，依然遵奉著陳腐的星相學，每天晚上——隻要不是陰天下雨——他都“不辭辛勞”，登到高處去看“天象”，以此來推斷人間的吉凶禍福。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向光緒建議練一支滿洲軍，因為祖宗是以滿洲軍起家得天下的。光緒斥責他說：“我看你還以為滿洲軍能打仗，我告訴你吧，他們簡直不中用！”於是，他便到處造謠：皇帝隻信漢人，不信滿人了。並經常說：“改革對漢人有利，對滿人有害。”企圖用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來阻礙國家的進步發展。當帝國主義競相瓜分中國時，維新派宣傳變法救亡，剛毅竟然說：“天下是我們滿人的產業。這些產業，我寧可送給朋友（指外國侵略者），也絕不肯讓家奴分點油水”他寧願亡國，當賣國賊，也不肯作稍許改革。對這類滿洲親貴，光緒又何能指望他們有什麼匡扶呢？
封建頑固勢力把持著朝政，他們對康有為等宣傳變法，視若洪水猛獸。康有為等人辦起了保國會，他們極盡嘲諷、誣蔑之能事。有個叫喬樹椅的刑部官員寫信給梁啟超說：“保國二字，非在位的賢能大臣，他人豈能勝任？如果出自草野百姓或下級官員，就是僭越妄為……我還聽人說：你們立保國會的宗旨是隻保中國，不保大清，這是叛逆行為”他們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又不準人民群眾和下僚保國，動輒給人扣上“叛逆”的大帽子。榮祿曾對手下的人惡狠狠地說：“現在放著很多老將大臣還沒死，即使亡國，也輪不著康有為這類無名小卒來保國。他立什麼保國會僭越妄為，非殺不可j你們如有朋友入那個會，可以轉告他們：小心腦袋好了”大學士徐桐八十歲生日，門口貼了一張紙條，列著二十多個學生的名字，告訴守門人：“這些人都是喜歡談變法的，我不承認他們是我的學生不要讓他們進門！”這些老朽昏憒的大臣自命為“老成持重”，實際上卻力圖扼殺中國進步的生機。
按照守舊大臣的意見，一切仍依老祖宗的老樣子，一切聽天由命。他們照樣可以高官厚祿，“出則輿馬，入則高座”，照樣可以搜刮金錢，為子孫謀利。每天見起，光緒有所顧問，他們的回答都不過是“整頓綱紀，，、“籌備兵餉”、“平定內亂”、“懷柔外夷”等等，還有什麼“聯英”啊，“聯俄”呀，陳詞濫調，簡直令人耳朵起繭。光緒實在絕望了。
膠、旅事變之後，全國激憤。會集京師赴考的舉人七千多人，憤國威不振，既敗於日本，又見辱於德、俄，個個慷慨激昂。江、浙、廣東各省舉人到都察院上書，都察院的昏庸官僚不肯接受，引起了大嘩。當天，天津的一家報紙刊登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示意圖。人情鼎沸，議論紛紜。禦史黃桂鍪給光緒上了一折，請求皇上下令禁止“謠言”。光緒見折異常氣憤，麵對眼前的形勢，瓜分之禍近在目前，哪裏是什麼謠言？又如何能禁得了？他對這個奏折置之不理。
光緒日夜憂憤，坐立不安。但出路何在呢？一天，他退朝回宮，對著禦案上的一大堆古書發呆。多少年來，他孜孜不倦地讀書，指望在聖人身上找到一條出路。但是，列強一天天緊逼，國權一天天削弱，這些聖經典籍可曾有一點用場？他腦子裏那些“君明臣良”、“治國平天下”的聖賢道理如同流沙之塔，一下子傾倒了。“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他命令太監把滿案的“廢紙”抱出去統統燒掉。那些奴才們立即跪下去請求道：這些都是古聖賢所作，應當保存。光緒堅決地揮了揮手，立命燒毀。光緒燒書盡管大可不必，但這同那種毀滅文化的愚蠢行為自然不一樣，它表明，光緒在對傳統的信條失望之後，必然要有一個新的轉變。
自此以後，光緒開始追求西學，對介紹西方學說的書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據戊戌變法時任總署章京的張元濟解放以後回憶：光緒很喜歡看新書，常常寫條子到總署要書，這件事都由張元濟經手辦理。戶部侍郎、總署大臣張蔭桓當過外交官，去過幾個國家，了解西方情況，光緒經常把他找去，打聽西方的富強之道。戊戌(1898年)正月，光緒聽說黃遵憲寫了一本《日本國誌》，其中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就讓翁同和設法搞一本。第二天，他就催著要，翁同和回答說還沒有搞到，結果，頗受責備。光緒看這些書簡直入了迷，每天雞叫就起床，一直到太陽快落山才休息。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光緒在對中國的古書失望之後，又在西洋書籍中看到了一條新路，他的思想、行動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他決心進行變法。鑒於以前慈禧阻撓變法的教訓，他把恭親王找來，同他商量。但老態龍鍾的奕訴卻說：“祖宗的法度不能變,光緒按捺不住了，衝著奕訴說：“祖宗的法度是為了治祖宗的土地。現在，祖宗的土地一塊一塊地丟了，法度又有什麼用呢,奕訴無言以對，但就是不同意變法。光緒又氣又急，常常為此痛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