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固然是軟弱的眼淚，但光緒公開宣稱要變“祖宗之法,，態度鮮明地反駁奕訴，這同甲午戰爭之後的那一次變法嚐試相比，已有明顯的不同了。
第五節 光緒和康有為。
帝國主義要“壓”，封建頑固勢力要“塞”光緒要“流”，恰恰在這些激烈的矛盾衝突中，遇到了康有為等維新誌士的“導”，光緒被“導”向維新之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膠、旅事變之後，康有為第五次給光緒上書，請工部尚書淞桂轉奏，淞桂認為他奏折中語言太激烈，非常反感，不肯轉奏。倉場侍郎李端棻激於義憤，寫了一個奏折，想聯九卿之名共同推薦，但六部九卿沒有一個人肯署名。給事中高燮曾得知後，挺身而出，抗疏上言。這樣，康有為的奏章才轉到光緒手裏。
康有為的奏折中講了國際形勢及中國的危險處境，提出了三條變法方案：一、效法俄國和日本，下詔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二，會集各種人才進行變法，三、允許封疆大吏在各省自行變法。同時還提出：國家大事必須付國會討論，然後再實施，並請求頒布憲法。折中警告說：如果現在再不變祛，“恐怕從此以後，皇上和各位大臣即使想苟且偷安於一時，享樂於片刻，也不可能了I而且，我恐怕皇上和各位大臣，即使要求當京城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這些話很中肯，也很尖銳。光緒看到以後，感慨地說：“不是忠肝義膽、不顧生死的人是不敢對我講這些話的！”
高燮曾請求光緒召見康有為，以詳細詢問有關變法的事情，光緒同意。正準備傳旨召見，但恭親王奕訴說：“祖宗立下的規矩不能全變，新進用的小臣不可擔大任。本朝有成例：不是四品以上的大臣，皇上是不能召見的。”光緒還是堅持要見康有為，奕訴說：“皇上如果一定要召見，那就先讓我們同他談談以後再說吧。”光緒隻得同意，令總署大臣召見康有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下午，總署大臣李鴻章、翁同和、榮祿、廖壽恒、張蔭桓等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召見了康有為。這實際是一次論戰。當談到變法問題時，榮祿說：
“祖宗的法度不能變,
康有為回答說：“任何事都得因時變通。就拿總署這個衙門來說吧，祖宗當年就沒有設過，現在增設了。形勢不同，這種變化是免不了的。”
榮祿雖然口說“祖宗之法不能變”，卻居然在這種祖宗時沒有的衙門作大臣，康有為一駁斥，他便無言以對了。
廖壽恒又問：“如何變法呢？,
康有為說：“首先應當變法律、官製。中國現行的法律、官製都是大一統時期的舊法，不適用了。譬如六部則例吧，那是束縛人手腳的，使中國衰弱的就是這些東西，應當全部廢除。”
李鴻章當即反問：“六部則例難道要全部廢除掉嗎？”
康有為從容答道：“現在大地溝通，強國虎視眈眈，不再是當年閉關鎖國的時代了。不適用的當然應當全部去掉，即使一時無法全去，也應當立即刪改，新政才能推行。”
翁同和也詢問了一些有關變法的具體問題，康有為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仿照西方的辦法，國家就富強起來了。我國與日本情況很相似，應當以日本為榜樣。最近，我編了
第二天，翁同和等總署大臣把這次同康有為交談的情況向光緒作了彙報。光緒迫不及待地要見康有為。奕訴又一次出麵阻撓：“可以讓康有為先寫條陳，皇上如果認為可取，再予召見。”光緒就傳令讓康有為上書統籌全局，並進呈他所著的《日本變政考>、《俄皇大彼得變政記》等書籍。同時，知照總署：“康有為如果上書，必須當天呈上來，不許阻攔。”
正月初八，康有為上疏統籌全局（《上清帝第六書》）．進呈他的著作以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列國歲計政要》諸書。
在《統籌全局疏》中，康有為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經驗是：“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用“對策”的辦法征用有才幹的人，“開製度局確定憲法”。他籲請光緒立即下詔變法，在太廟或乾清門召集群臣，下詔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宣布變法；在午門設立上書所，允許人民直接上書，不必由各部官員轉遞，以避免受阻撓；上書中有可取的建議應當立即召見，詳細詢問，量才錄用；在宮廷中設立製度局，製訂各種規章。製度局下設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鐵路、郵政、礦務、遊會、陸軍、海軍等十二個局。各地每個道設一個民政局，選有才能的人負責，允許他們專折奏事，他們的地位與總督、巡撫相等。康有為認為，這樣就可以“內外並舉”，使新政得以推行。
康有為還把《日本變政考>一書加了按語，借以闡述中國變法的步驟。光緒看了後，很高興，認為切實可行。他把康有為的奏疏和進呈的書籍放在禦案上，天天閱讀，變法的決心更加堅定。
光緒對康有為更加信任，但是，許多天來，封建頑固派卻到處散布流言，攻擊維新派。他們自己昏憒糊塗、麻木不仁，卻誣蔑維新派所說“亡國危機迫在眉睫”是危言聳聽、煽惑生事。吏部主事洪嘉等人寫了《駁保國會》的小冊子，遍送京師朝貴，以圖煽動所有的官員反對變法。禦史黃桂鍪組織了一個非驢非馬的“非保國會”，以表示他和維新派壁壘分明。他還上書光緒，攻擊保國會，光緒看了後，在他的奏折上批了“留中”二字，就再也沒有理會。四月初七，禦史潘慶瀾又上書彈劾康有為組織保國會，“聚眾生事，圖謀不軌”，軍機大臣剛毅則做好準備，想去查禁保國會。光緒很生氣，斥責他們說：“會能保國，豈不很好嗎！禁它幹什麼”旗幟鮮明地表示他支持康有為和保國會。
但是，頑國派有慈禧為依靠，他們的活動有恃無恐，京師內外，謠言充斥，維新派處境很困難。過去，一些曾經主張變法的人見形勢不妙，紛紛轉舵。和康有為一起組織保國會的禦史李盛鐸自己在保國會的花名冊上塗了名字，轉過身上書彈劾保國會以求自免，足見守舊勢力的猖獗了。
四月初十，一向反對變法的恭親王奕訴病死，形勢發生了某些變化。康有為寫信給翁同和，催促他抓緊時機，協助光緒變法。
翁同和積極同光緒籌劃。首先把康有為所著的
光緒知道是皇太後在起作用，就把代替奕訴職務的慶親王奕勖（本是郡王，甲午戰爭時慈禧六十歲生日，進封為親王）找來，對他說：
“你去轉告太後，我不能做亡國的皇帝。如果太後不肯給我辦事的權力，我寧可退位！”表示了決心變法的堅決態度。
奕勖當即轉告慈禧。慈禧一聽，咬牙切齒地說：“他不願坐這個皇位．我也早就不想讓他坐了”奕劻連忙婉轉勸解。慈禧一則怕鬧得太僵，不好收場，二則鑒於變法的呼聲太高，需要暫時忍耐，三則她還沒有部署好，就立即轉過話頭，對奕勖說：“你去告訴皇帝，我讓他辦事，等辦不出模樣來再說！”
奕勖不便如實轉告，就略加變動，對光緒彙報說：“皇帝要做出一番事業，太後不會阻撓。”
過了不久，光緒有一次去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時，慈禧又當麵對他說：“孩子，你要辦事，這是好事情。你盡管辦吧！我不會牽製。”幾天之中，慈禧的態度判若兩人，人們不難猜到其中隱藏著的陰謀。
但是，精力完全集注於變法事宜上的光緒，他聽到慈禧娓娓動聽的漂亮話，不覺大喜過望，便決心揭開他盼望日久的維新運動的序幕。然而，他企圖在征得慈禧同意的前提下，在這個專製魔王的股掌之間去搞變法，這種天真的幻想隻能導致一出令人歎息的悲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就在奕訴死後不久，禦史楊深秀、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等上書，請求光緒下詔，在全國進行變法，以挽救國家危亡的命運。光緒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奏折，於四月二十三日召集軍機大臣等，頒布詔書，確定了變法圖存的基本國策。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維新運動開始了。
這份詔書中說：“幾年以來，很多大臣講求時務，主張變法自強……隻因當時風氣沒有大開，議論莫衷一是。有的人借口老成憂國，認為舊規章必須恪守，新辦法必當
變法運動的開場鑼鼓敲響了，但擺在光緒麵前的是重重困難。朝臣中，守舊的人居多，人材奇缺成為最大的困難。這時，徐致靖和陳寶箴等人奏保康有為、總署章京張元濟、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湖南按察使黃遵憲以及梁啟超等維新誌士。光緒懷著求賢若渴的心理，命當時在京的康有為、張元濟於四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對在外地的黃遵憲、譚嗣同等人，讓湖南、江蘇督撫迅速送部引見，並責成總署官員查看梁啟超情形，迅速彙報。
光緒對康有為是了解的，之所以要召見他，主要是想就“如何變法”的問題同他具體磋商。四月二十八日，光緒在頤和園仁壽殿分別召見了康有為和張元濟。
康有為首先進殿。光緒先詢問了他的年齡、出身等瑣事。這是康有為第一次麵見皇帝。他覺得一個六品官員能有這種機會，真是千載難逢，決定抓緊時機來陳述自己的變法計劃。在回答了光緒的詢問後，便開門見山地說：“現在列強紛紛逼迫。瓜分的危機就在眼前，離亡國實在不遠了。
光緒點了點頭，說：“我很清楚。這都是那些守舊大臣造成的。”
康有為接著說：“皇上既然知道病源所在，那麼，不全部改變舊辦法就不能自強救國了。”
光緒又點了點頭，說：“要挽救國家危亡的命運，非變法不可。,
在變法的必要性這一點上，光緒和康有為的認識完全一致。
康有為進一步針對過去洋務派的所謂“變法”，評論說：“這些年也不是不講變法，但隻是小變而不肯大變，最後必然要失敗。譬如一座老房子快倒塌了，如果隻是小修小補，風雨一來，終究要倒掉。必須拆了重蓋，才能安全地住人。既要重蓋，就必須全麵規劃，然後動工。缺一個環節，也會影響大局，仍然起不到防雨避風的作用。”停了一下，康有為接下去說：“今天要變法，必須先籌全局，開設製度局先變法律，才有益處。”
光緒專心致誌地聽著康有為陳述，連連點頭，稱讚他的話很有條理，也很詳細，並表示完全讚同。
康有為反問道：“皇上既然知道應當變法，-以久久不見行動，一籌莫展，聽任列強割地呢？”
光緒斜著眼睛看了一下簾外，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處處掣肘，有什麼辦法呢？”
康有為不完全了解光緒的處境，覺得一個皇帝，一聲號令可以使風雲突變，一舉步抬手，可以使山搖地動，縱有一些守舊大臣阻撓，也不足同皇帝抗衡。就說：“就皇上現有的權力，辦手中的事情，即使一時不能全變，可以先選擇重大問題解決，也足以救國了。現在的大臣，暮氣沉沉，老耄昏憒，不通世界情形，皇上要指望他們同意變法，真如同緣木求魚。”
光緒說：“我是知道的，這些大臣對於西洋思想從來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對於世界的進步也漠不關心。”他沉思了片刻，終於說出了自己最擔心的一件事：“國家的事全誤在他們手上，我難道不清楚嗎？但我的權力不能罷免他們，而且，守舊大臣充斥於各個衙門，也不可能一下子全罷免，這怎麼辦呢？”這些話顯然包含著對慈禧的憂慮。多少天來，他反複思量，總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他隻得請康有為來幫助謀劃了。
然而，這位康南海先生卻采取了一個“回避法”，他撇開了慈禧太後這個舊勢力的總代表，也回避了新與舊、封建頑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尖銳鬥爭，向光緒獻出了自己的“妙計”：
“請皇上不要裁撤舊衙門，不要罷斥守舊大臣，隻需要漸漸提拔一些小臣，對這些小臣不要委以顯要官職，隻需要讓他們辦事，賞一個卿銜，允許他們專折奏事。那些守舊大臣本來就無事可辦，也不想辦事，現在繼續讓他們養尊處優，高官厚祿，既沒有辦事的勞苦，又沒有丟鳥紗帽的憂慮，就不會來反對新政了。”康有為忽視了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守舊大臣要官、保官的目的在於撈好處，不讓他們辦事，他們又靠什麼受賄賂、搞特權呢？又怎麼能指望他們不發瘋似地反對新政呢？
光緒左思右想，覺得實在也沒有比這更妥善的辦法，但似乎又感到不能解決問題，便繼續問道：“他們既保留官職，就有權力，朝廷每施行一項新政，他們就會反駁、阻撓，弄得什麼事都辦不成，這該怎麼辦呢？”
康有為根據他的“撇開法”，似乎成竹在胸，他從容回答說：“請皇上多下詔書，表明你自己的意向。凡關係變法的事，都用‘特旨，頒發，讓他們不能插手，也就無法阻撓了。”
光緒覺得這倒是好辦法，就果斷地說：“對！就這麼辦！”
在對待守舊大臣的問題上，天真的君臣們也一致起來。於是，康有為就談了一些具體問題：
“變法最大的障礙是民智未開，而民智未開，都是八股取士的製度造成的。學八股的人，不讀秦漢以後的書，不研究世界各國的事，但都可以慢慢地做上大官。這樣看，割台灣，賠巨款，失膠州灣，讓旅大港，喪權辱國，全是八股造成的。”
光緒喟然歎息說：“現在世界很多國家都強起來了，成為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都在鑽研有用的學問，而我國的臣民卻沉溺於無用的學問中，以致弄到這種國窮民困的局麵。”
康有為見光緒對八股的認識又同自己趨於一致，便立即說：“皇上既知道八股無用，何不下令廢棄它呢？”
光緒當即表示：“可以。”
“皇上既認為可廢，那就請您直接下詔。如果交給部臣討論，他們一定會反駁。”
“可以！”
這次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時間之久，是光緒接見臣下極為罕見的。可以看出，光緒和康有為在所有交談的問題上，觀點是基本一致的。這次談話的內容，也為戊戌維新運動定了基調。
光緒讓康有為“下去歇歇”，康有為就退出了仁壽殿。緊接著，光緒又召見了張元濟。他們首先談到當時發生的中法滇越邊界爭端，光緒感概地說：
“我們如果派人到雲南去，要兩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隻需要十天八天。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後，什麼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麼能同人家辦交涉呢？”他言語中包含著“落後挨打”的無數苦楚。張元濟半是勸慰、半是鼓勵地說：“皇上現在發憤圖強，勵精求治，力求改革，國家是會一天天進步起來的。”
光緒聽了，長歎一聲，又一次傾訴出他極為擔心的一個問題：“他們都不讚成啊,,
張元濟作為總署官員，對於光緒的處境是一清二楚的。光緒說出這句話，也就是想聽聽他對此有什麼良策。然而，張元濟卻獻不出任何“錦囊妙計”，麵對著這個可憐的皇上，他不知說什麼才好。長時間，君臣默然。
過去，光緒聽徐致靖等人講過，知道張元濟和幾個維新派人士湊集金錢，在北京辦了一所“通藝學堂”，召收四、五十名學生，專授英語、數學等課程。他就向張元濟詢問了一些學校的情況，最後勉勵他：“讓學生們好好學習，將來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情。”
張元濟跪在禦案前，聽光緒說話的語調，自始至終非常平和，他趁著光緒叫他“下去歇歇”的機會，微微抬頭看了一眼，隻見這位皇帝眉清目秀，一張白淨的瓜子臉，看上去象一個未出閨門的女孩子，隨和有餘，剛毅不足。思量著剛剛開始的維新運動，張元濟不禁長長地歎了口氣。
這次召見，光緒主要是同康有為商討變法大計，確定方針政策。他對康有為不僅是信任，而且是同舟共濟，命運聯係在一起了。當天，光緒就下詔，委任康有為在總署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折奏事。
第六節 主持維新運動
光緒竭盡全力，主持著維新運動。
他感到一副沉重的擔子落到了自己肩上。眼前開始的這場變法運動，關係著“大清”和民族的命運，需要他付出全部精力。每天黎明他就起床，閱讀康有為等人進呈的新書，批閱大臣奏章；退朝之後，除了進餐，他便是伏案工作處理朝政。直到夕陽的餘暉在養心殿、勤政殿的鴟吻上消失之後，在太監喋喋不休的勸諫下，他才開始休息。
在行動上，光緒頂著封建頑固派的壓力，在維新的道路上艱難地邁出了第一步。
四月二十九日，禦史宋伯魯在康有為的幫助下上了一折，請求廢除八股。光緒同意，當即命軍機處擬旨：宣布在全國廢除八股取士製。
但是，既要經過他們的手，便免不了要阻撓。軍機大臣剛毅說：“科舉的事一向是禮部主管的，請皇上讓禮部大臣討論一下。”
以討論為名，行阻撓之實，這是頑固派的慣技。早在戊戌正月，光緒就曾下詔開經濟特科，禮部尚書許應驥陽奉陰違，把經濟特科歸入了八股。三月，康有為、楊深秀就上疏請廢八股，下禮部討論時，竟被駁回。這次剛毅又想故技重演。光緒接受了康有為意見，就一針見血地說：“我如果交禮部，他們根據舊章程議新政策，還不是駁回嗎？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不必再討論了！”
剛毅又說：“八股推行了幾百年，一旦廢除，影響很大，請皇上認真考慮。”
光緒見他喋喋不休，就厲聲反詰說：“你想阻撓我變法嗎？！”
剛毅連連叩頭，口說“不敢”，但心終不甘，就拿出了一張王牌：“這件事十分重大，請皇上請示太後。”
光緒大約是想“先斬後奏,，但剛毅既然提到皇太後，他又不便明確拒絕。又想到慈禧曾表示同意變法，也許不會反對廢除八股吧，於是，就輕輕地說：“可以。”
慈禧對變法本來是采取“側目旁觀，伺機而動”的政策，當光緒向她請示時，她隻是不陰不陽地說：“你隻要留著祖宗的牌位不燒，辮子不剪，我就不管了,,光緒對這種模棱兩可的回答一時摸不著頭腦。但慈禧既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似乎也可以認為是同意。於是，光緒就下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
祖宗留下的便是國寶，這幾乎成了中國守舊之徒的通例。數百年視為天經地義的八股製一旦廢棄，輿論大震。歡呼雀躍的固然不乏其人，痛心疾首的更是比比皆是。浙江學政陳學棻竟然給光緒上書，說：“八股考試，閱卷方便；改試策論，閱卷太艱難了。”這自然是大實話，但他的用意無非是找點理由，反對變法。光緒氣憤地說：“陳學棻既然不會看策論的卷子，就不必當那個學政了。刀立即傳旨撤了他學政的職務，另改別人代任。
這就樣，光緒領導維新運動挪出了一小步。他天天批閱奏章，認為可行的立即頒發上諭。幾個月之間，幾乎天天有變法的詔令發布。他和他周圍的維新誌士們是多麼想靠這些上諭的力量把全國振刷一新啊！
但在朝廷中的頑固派看來，維新運動猶如颶風橫掃，暴雨傾注，他們恐懼不安地注視著，本能地抵製著、咒罵著。
聽到光緒下詔提倡學會、翻譯西方書籍、修築鐵路、使用機器、開辦工廠、振興工藝、獎勵創造發明、允許私人開礦……他們就煩言噴噴，斥之為“奇技淫巧”，“用夷變夏”。帝國主義瓜分豆剖，兵臨城下，他們沒有想到過亡國，然而，光緒這些變法詔令，似乎倒成了亡國滅種的禍水。光緒下令全國用西人辦法練兵、陸軍改練洋操、實行保甲、舉辦團練、添設海軍、籌造軍艦，頑固派對此也是格格不入，他們慨歎“世風敗壞”，痛恨清王朝的“家法”被光緒這個“不孝子孫”所破壞，似乎從此就“國將不國”了。那個軍機大臣剛毅則常常偷偷地跑到祖廟裏去傷心痛哭，叩頭禱告。
如果說，頑固派的這些舉動僅僅是習慣勢力的驅使，那麼，利益則進一步調動了他們的每一根神經，把他們心靈深處的仇神召喚到光緒的禦案前，瘋狂地反對、破壞一切維新措施。光緒、維新派同頑固派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起來。
早在戊戌正月，康有為上書請開製度局、增設十二局。這無異子奪了守舊大臣的金飯碗。光緒把這份奏折交總署討論，直到五月，他們也不肯作答複。光緒一再催促，他們竟然逐條批駁，無一準行，光緒找來總署大臣張蔭桓，訓斥道：“你們想一事不辦嗎？！”張蔭桓說：“這件事十分重大，請皇上再派大臣商量吧。，，其實，張蔭桓本人是支持變法的，但他在總署孤掌難鳴，他讓光緒“再派大臣商量”，正是暗示了在總署毫無辦法。於是，光緒就交軍機處討論，結果，同樣是被駁斥。光緒又發出“上諭”，責成他們重新討論，直到六月，才作了回答，僅僅是挑出一些細節問題“同意實行”，其餘重大問題仍然駁回。
針對朝廷守舊勢力太強大的現狀，光緒決定廣開言路。六、七月間，他幾次下詔：命大小臣工各抒己見，以備采納；允許士民上書言事。如果遇到士民上書，都察院不必拆閱，原封呈上，不許扣壓。詔書一下，士民紛紛上書，每天多達幾十件。上書中字體繁雜，筆劃難辨，式樣各別，有的如同書信，有的如同狀紙呈文，有自署為“漢水漁人,的，還有寫“皇上,二字不知抬頭的，居然還有自稱“學道多年，神通廣大,的怪誕之人。這一下子打亂了森嚴的等級製度，在那些盤踞高位的守舊官僚看起來。簡直是不成體統，他們激烈反對。光緒對他們說：“我允許士民上書，目的在於發現人才。至於上書的體式、規矩都是小事，有什麼值得計較的！
頑固守舊的大臣一時拿皇帝沒有辦法，就從上書的人下手。七月十六日，甲午科進士、被任命為禮部主事的王照疏請皇帝、皇太後、王公大臣遊曆外國，以廣見聞，特別是應當到日本，考察他們的變法經驗。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拒絕代呈。王照據理力爭，指責他們對抗“聖旨,，反對變法，並寫了一份彈劾懷、許的奏章，讓許應騤代呈光緒。因為是彈劾他們自己的，許應驥不敢不呈，但他同時也上了一折，反誣王照“咆哮公堂”，有意搗亂。
光緒很氣憤，責令許應驥“明白回奏”，說清楚拒絕代呈王照奏折的原因。許應騤裝著對皇帝忠心耿耿的樣子，詭辯說：“王照請皇上、皇太後遊曆日本，他的居心險惡。日本刺客很多，如果皇上、皇太後也象當年李鴻章那樣，遇到危險，豈不是誤國、誤皇上皇太後嗎？
光緒知道他們的目的，就斥責說：“王照所說，是否可行，我自然能權衡，何勞你們操這份心？！你們故意阻撓下僚上書，破壞變法，這是絕不容許的！”他立即傳旨；讓刑部給懷塔布、許應騤以及禮部左右侍郎等六人議罪。十九日，以阻格王照上書罪，將他們一齊罷免，並下詔褒獎王照，認為他“不畏強暴，勇猛可嘉，賞三品頂帶，以四品京堂候補，以示鼓勵”。在變法的過程中，光緒似乎覺察到：康有為不罷斥舊大臣的辦法已經行不通。他對那些守舊大臣早已無可容忍，正碰上這件事，他就借著王照的題目作了一篇大文章，以警告頑固守舊的官員。
七月二十日，光緒又任命支持變法的大臣、刑部侍郎李端菜為禮部尚書，侍讀學士徐致靖為禮部侍郎。
光緒感到守舊大臣充斥朝堂，處處掣肘，他們竟然用起草詔書的機會刁難、作梗。於是，就在任命禮部新官員的同一天，他又賞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四名維新派人士為四晶卿，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所謂“參與新政”，而實際就是幫助光緒處理變法的問題，包括擬定詔書等。因此，名義上的“軍機四卿.事實上就取代了原來的軍機大臣。康有為、梁啟超等曾把他們當“宰相”看待。因為當時反對康有為的人太多，光緒為保護他，認為不宜過多地召見，一些有關變法的重大事情都通過譚嗣同等人同康有為取得聯係，聽取意見，不再經總署大臣傳遞。
七月二十一日，光緒根據禦史鄭思讚的建議，當麵告訴軍機大臣：立即停止以“海防”為名，行賣官之實的所謂“海防捐”。他覺得，官場的腐敗正同這種賣官製度有關。將近二十年來，官場濟濟，狗尾續貂。很多人花錢得官、做官刮錢；朝中大員賣官肥私，整個政府成了一個貪汙機關。光緒看到鄭思讚的建議後，便交禮部討論，但當時禮部由許應騤等人把持，不肯提出任何意見。於是，光緒就於二十一日直接提出“廢止海防捐”的意見。
但是，軍機、總署大員是深得這種賣官製度“好處,的，李鴻章等人群起而反對。有的說：“海防捐是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淮軍的軍餉也須靠這筆錢來支付，一旦廢除，無錢養軍隊。”還有人說：“現在推行新政，花錢的地方很多，暫時不宜廢除海防捐，等以後再說。”他們或是以“無法養軍隊”來威脅，或是借新政之名，保留腐朽的捐納製度。翰林院檢討江春霖竟然上書說：捐納得官的那些人，“雖然他們的經濟文章沒有可取的，但曾經向國家交納了大筆錢，對國家有好處。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對不起國家，哪裏又對不起百姓，而朝廷一定要把他們淘汰幹淨？”光緒對這些謬論非常氣憤，他斥責軍機大臣：“朝廷一麵在裁減冗員、冗官，你們一麵又在賣官，世界上有這樣的政府嗎？！不必多說了”他們見光緒主意已定，無法挽回，便慫恿北洋大臣向慈禧告狀。
七月二十二日，光緒又下令免除了李鴻章、敬信在總署的職務；對於阻撓變法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傳旨申飭。
這一連串的變法措施直接威脅了守舊大臣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這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拚死反抗。
大約就在罷免李鴻章、敬信之後，光緒去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慈禧在玉瀾堂為他設宴，席間，慈禧聲色俱厲地訓斥光緒：
“九列重臣，如果沒有大的過失，是不能輕易罷免的。現在，你信用康有為等人，不分親疏，不用舊臣而輕信新進小臣，輕信一個人而亂了祖宗家法。你是我策立的，這樣下去，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也會罵我的”
光緒連忙離席，跪到慈禧麵前，語調沉重地說：
“祖宗如果活到今天，那些老規矩也不能不變通。兒子寧可壞了祖宗的法度，也不忍心丟掉祖宗的百姓，失去祖宗的土地，讓天下後世嘲笑咒罵！”
兩種態度尖銳對立，光緒態度堅決，言之有理有節，慈禧無言以對，拂袖而去，宴會不歡而散。光緒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不想中途而廢，並決心沿著剛剛開了頭的維新之路走下去。
就在這個期間。湖南舉人曾廉給光緒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啟超。書中說：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時，宣揚“民主”、．“自由”，“提倡無父無君的邪說，廣泛蠱惑人心，為亂臣賊子布置黨徒，以圖滿足自己的私欲。”梁啟超還說“要求變法，必須從天子開始降低尊貴的地位”。“梁啟超習慣了他老師康有為的平等學說，以為天子也是平等的,,，“還主張廢除跪拜”，“這是唯恐國家的壽命不短”。曾廉的上疏還說：如果不殺康、梁，天下就要大亂，清王朝就要垮台。不僅如此，曾廉口說維護君權，居然把矛頭直指“大清”的皇帝，他指責光緒說：“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但最近的詔書中，說‘五帝三王不相沿襲’，還說‘百度開創，、‘參與新政，等等，但五帝三王是異姓相繼，皇帝上承祖宗基業，為什麼用異姓來作比較呢？皇上既然認為‘新’，那就是說祖宗是‘舊,.皇上自以為‘開創’，竟不知道把祖宗放在什麼地位,,這封書中直指光緒為“離經叛道,、顛複“大清”王朝的叛逆，氣焰十分囂張。光緒不是鼓勵士民上書嗎？他就以上書為名，罵變法，罵皇帝。光緒看了他的奏折，指著曾廉書中對梁啟超“無限上綱”的那些話說：
“這隻不過是梁啟超故作驚人之語，引起人注意罷了，何能根據這些給人羅織罪狀呢,,
譚嗣同建議嚴懲曾廉，以打擊頑固分子，保衛新政，但光緒認為：既允許士民上書，就不應當以言論去定人的罪。他隻讓譚嗣同將曾廉的奏折逐條批駁，然後轉給慈禧看。
光緒對康、梁等維新派是保護的。但是，在守舊勢力猖獗之時，光緒對曾廉的過分“仁慈”，實際隻能讓頑固派更加囂張。
運動不斷深入，維新派宣傳民主、自由的聲音越來越高。過去曾經支持變法的某些帝黨官員困惑了、退卻了，漸漸從變法的行列中分離出去。大學士孫家鼐就憂心忡忡地對光緒說：“外患日益嚴重，國勢日益危險，實在不能不變法。但目前到處鼓吹民主、自由，臣擔心這樣變下去，君權就衰微了。”他們所希望的“變法”隻能限製在不觸犯封建君主專製之權的範圍內，不能越雷池一步。
光緒回答說：“我決心變法，是為了挽救國運，拯救百姓。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君權是不是衰微，何必計較呢,,
為了回答守舊大臣的各種非難，進一步表示變法的決心，七月二十七日，光緒又一次下詔重申：
“國家振興庶政，兼用西法，誠以替百姓立政，無論中國、西洋都是相同的。而西洋人在這方麵研究得比較深，所以能補我國的不足。現在的士大夫對國外情形暗昧無知，幾乎都以為外國全沒有條理。殊不知，西方的政治之學旨在為百姓開發智慧，使他們富裕。其學問精髓可使人性格變美，使人壽命延長。凡人生應該得到的利益，一定要全部推廣無疑。
“我日夜孜孜以求，圖謀全麵變法，難道是為了崇尚新奇？實在是因為天下百姓，都是上天賜予的，祖宗留下的，如果不全部使他們康樂和親，我這個皇帝就沒有盡到責任。再加上列強包圍，欺淩逼迫，實在憂慮，不取人家的長處，就不能保全我國所有的。我用心良苦，百姓有些地方還不了解。這是由於不肖的官吏和守舊的士大夫不能廣泛宣傳我的意思，竟然還煽動謠言，使百姓猶豫驚慌。深山中的百姓，有很多人竟不知道新政，我實在為此歎息痛恨。現在再將變法的意圖，布告天下，讓百姓都明白我的用意，都知道他們的皇帝可以依仗，從而上下同心，以成就新政，以使中國富強。我寄托著無限的希望啊”
如果說，光緒在四月二十三日公布的變法上諭，核心是“救亡，那麼，這個詔書的中心思想則是“求新”、“富民”。其中的很多地方，隱隱約約透露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痕跡。應當說，這正是光緒的進步。
“開議院,是維新派謀求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核心議題，對此，光緒表示了明確的支持態度。早在變法運動剛剛開始時，維新派就提出了開議院的主張。六月，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又一次上疏請開議院。光緒想用議院來剝奪頑固派大臣的發言權，表示同意開議院。但康有為認為：開議院雖是西洋各國的第一要政，但中國目前守舊大臣太多，如果開了議院，他們會借機煽動，蠱惑人心，破壞新政。因此，這件事應當稍緩一步。光緒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決定等以後再實行。七月二十四日，禮部侍郎徐致靖上書，請置散卿以議庶政。其意在不用議院之名，而行議院之實。光緒認為可行。於是，就下令設置三、四、五品卿和三、四、五、六品學士各職，選拔人才，聘請東西方政治家，討論變法，議定製度，將一切應興應革的事項全盤規劃，定出細則，然後實行。這是光緒在維新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從思想傾向看，他完全有可能同維新派一致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