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戊戌餘波
慈禧集團很快地處置了維新派，推翻了新政。但是，如何處置維新運動的主持者光緒皇帝，這實在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慈禧集團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激化起來。
起初，慈禧是一心想廢黜光緒的。一天，她召見了榮祿，問他：“廢立之事可行嗎？,
這時並不同於朝堂之上、群臣之前，榮祿用不著拐彎抹角，他直率地說：
“太後要行廢立之事，誰敢說不行但現在他的罪狀還不充分，一旦廢棄，外間難免引起混亂。所以，奴才以為這件事不可不慎重！”
榮祿的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自政變之後，輿論紛紜，人情洶洶。“皇帝有病，生命垂危”，甚至“要換皇帝”這類傳說遍及全國，有的報紙還公開作了宣傳。慈禧曾命軍機處密電各省總督、巡撫，征詢他們的意見，很多大員盡管不支持變法，不擁護光緒，但怕引起混亂、騷動，都不敢表示同意。劉坤一、岑春煊等人發電報給慈禧，反對廢立。劉坤一在電報中半是憂慮、半是威脅地說：“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者在此。”
對於廢黜光緒，社會輿論更為強烈。慈禧的陰謀透露出來之後，候補知府經元善、誌士蔡元培等人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商人等三千餘人（實際隻一千二百三十人），發電慈禧，表示抗議，要求保護光緒。慈禧惱羞成怒，立命逮捕經元善，經元善逃往澳門。
朝中，大臣的意見也很不一致，慈禧的忠實奴仆們不斷出謀獻策。大學士徐桐上疏，奏請立即廢掉光緒，“賞”他一個“混德公刀名號。禦史張仲所、黃桂鏊也給慈禧上疏，說光緒得罪了祖宗，應當廢掉；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也呈請慈禧順人心，體輿情，定大計，行廢立之事。但另一些人卻表示反對。一次，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被召見，他對慈禧說：“臣不以廢帝為然，恐怕南方各省知道後要造反，務必請太後再三斟酌。”慈禧很不滿意，斥責他說：“這件事不是你們漢人所應當幹預的！
朝堂內外，大臣們並不能一致，怎麼辦呢？最後，還是榮祿獻了一條“妙計”：
“現在皇上年齡已大，一直沒有皇子，不如選擇宗室近支立為大阿哥，當皇上的嗣子，兼嗣穆宗（同治帝），皇上當年接位的詔書中已經講了這層意思，別人不能說長道短。太後可把大阿哥弄來，養在宮中，慢慢用他來取代皇上，這不是名正言順的事情嗎？”
慈禧連連點頭稱善。經過一年多策劃，主意就這樣拿定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臘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近支王公、禦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師傅、部院滿漢尚書，齊集於儀鸞殿，宣布以光緒名義頒發的立儲詔書：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宣讀了詔書，光緒就向慈禧表示：“聖母的意見，甚為妥善，正符合我的意思。”其實，不管他是否擁護，一切都安排好了。因此，他這幾句多餘的話，除了表明他對這個傀儡皇帝的寶座已漫不經意之外，並沒有任何作用了。
慈禧畢竟沒有敢公開廢黜光緒。之所以如此，大臣以及國內社會輿論的壓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慈禧心頭的天平上，“外國人”這塊砝碼的份量太重。梁啟超當年曾經入木三分地指出：對洋人恨之入骨，同時又畏之如虎，這是中國頑固派的通病。慈禧集團正是如此。
慈禧痛恨洋人同戊戌變法有關。變法前後，外國人出於自身的考慮，對維新運動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支持。英國人赫德、李提摩太、歐格納以及某些外國使節都曾出謀獻策，外國一些報紙也載文稱讚維新運動。政變之後，英國人救走了康有為，日本人保護了梁啟超。對於被慈禧集團逮捕下獄的黃遵憲、張蔭桓，外國人也很關注。日本首先出麵與清廷交涉，說：中國政府不久前剛任命黃遵憲為駐日本國公使（實是變法運動期間光緒所任命），看來是確認其具有使臣之才；現在，在沒有明確宣布罪狀的情況下，又突然將其逮捕，實在有礙予兩國的邦交。慈禧集團經過權衡，認為洋人得罪不起，不得不將黃遵憲釋放。緊接著，英國公使出麵營救張蔭桓，說張蔭桓曾出使過英國，為中英兩國的友好關係作出過貢獻。為敦睦兩國邦交，不能給張蔭桓處斬。慈禧無奈，改將張蔭桓革職，發配新疆。此時，慈禧等人無論心頭是多麼不快，但行動上卻又不敢不對洋人百依百順。
對待光緒，外國人也表示出某種同情。當時，中國的外文報紙上，大肆宣揚光緒遇害身死的消息，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反響。清廷派總署大員出麵交涉，要求西方公使們出麵，製止這種謠言。英國公使卻說：
“要製止這些謠言，那就請允許我們派一名醫生給貴國大皇帝看病，然後在報紙上發一條新聞，謠言自然不止而息。”
總署大臣認為有道理，當即表示同意。但慈禧最害怕光緒同洋人見麵，以防他們聯成一氣，奪了她的權柄，就堅決拒絕外國醫生給光緒看病。這又一次引起了外國人的不滿，他們責問總署：
“人有了病無非是治病吃藥，貴國的舉動卻十分離奇，駭人聽聞。我們各國公使會商，決定派醫生給貴國大皇帝看病，無非是讓世界弄清事實真相，解除人們的疑問。我們各國政府也來電指示：盡力給貴國大皇帝看病。貴國為什麼要阻攔呢?,
總署大員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總署主管大臣奕勖隻好再一次請示慈禧。慈禧瘋狂的權力欲竟使她突然“聰明”起來，居然想起了“不幹涉別國內政”這條國際法，她擺出“天朝上國”元首的架子，氣呼呼地說：
“我國皇帝有病，外國人豈能幹預?而且，外國醫生也不配給我國皇帝看病！”
奕勖等人畢竟要“通達,.-點，他們勸說道：不能這樣粗暴地拒絕洋人要求，以免激怒他們，引起意外的事變。其時，上海道員盛宣懷來電，說英國公使曾在上海揚言：中國如果廢黜皇帝，必然引起國內大亂，屆時，各國絕不能袖手旁觀；英國可以在一個月內從印度調三十萬武裝精良的軍隊來華。這到底是盛宣懷的道聽途說，還是實有其事，我們無法查核，但洋人的重兵利器慈禧是聞之膽寒的，這種威脅實在要比文質彬彬的交涉威力大得多。慈禧把那些“不幹預內政”的詞句一下子忘得淨光，隻好點頭同意外國醫生給光緒看病。
九月初五，慈禧命端王載漪、慶王奕勖、總署大臣、軍機大臣等陪著一名法國醫生，前護後擁，去內廷給光緒看病。
法國醫生給光緒作了診斷，認為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大病，並廣為宣傳：“光緒血脈很正常，沒有病。”於是，輿論又轉而紛紛猜測：光緒既沒有病，何以中國政府要宣稱他有病呢？一定是將要被廢黜了。，
當然，這不僅僅是猜測，頑固派的廢立活動事實上已是半公開的了。慈禧集團廢黜光緒的陰謀活動在緊張地進行著。為了求得外國主子支持，慈禧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任命李鴻章為兩廣總督，企圖等外國公使去祝賀時，探探他們的口氣。準知英國公使沒等李鴻章開口，便單刀直入地詢問：
“聽說貴國要廢掉大皇帝，果真有這種事嗎?”
李鴻章一時措手不及，竭力辯解，說是謠言。停了一會，他終於又露出了馬腳．
“關於我國行廢立的事，我根本沒有聽說過。但是，假若中國真的發生這類事，也隻不過是中國的內政罷了，豈有外國人幹預的道理呢?”
英國公使語帶威脅地說：“作為友好國家，當然沒有權幹涉中國的內政。但是，我們大英帝國的公使隻認定‘光緒’兩個字，其他什麼人當皇帝，我們是否給予承認，這就要請示本國政府了。”
其他如法國公使等也表示了類似的態度。李鴻章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榮祿，由榮祿轉呈慈禧，慈禧對這些“洋鬼子”真是恨之入骨。
立溥雋為大阿哥之後，國內輿論大嘩。慈禧、端郡王載漪等想請外國人來支撐門麵，壓製輿論，就分別由慈禧、載漪出麵，宴請外國公使和公使夫人，指望他們在宴席間對立皇儲的事表示祝賀。誰知事情又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公使們不但不祝賀，反而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慈禧等人自討沒趣，既慚愧，更增添了新的仇恨。
圍繞著光緒的廢立問題，慈禧對外國人的仇恨遠在因失地賠款所引起的仇恨之上。這種仇恨還在不斷地增長著：
康有為被英國人救走後，先逃往日本，後隱匿香港。慈禧讓李鴻章設法逮捕。李鴻章懸賞十萬兩，但香港當局保護嚴密，無從下手，李鴻章就把這個情況向慈禧作了彙報。慈禧氣得臉色發青，怒吼一聲：“此仇必報！”當時，她正在用早點，隨手拿起案上的一把玉壺，“啪”地一聲摔在地上，打得粉碎，口中還喋喋不休地說：“這個仇恨要記牢！”
另一個戊戌靠要犯”梁啟超逃往日本，創辦
在這個問題上，慈禧一生中對外國人的仇恨達到了頂點。正如在她身邊當過幾年侍從的德齡女士所說：“太後當時正把外國人恨到了切齒咬牙的地步，不論誰能夠喊一聲‘打倒洋鬼子’，她心裏就覺得歡喜。這固然發源於她平常的守舊心理，但最近為了策立大阿哥的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表麵上看，是為了策立大阿哥的事，而實際正是為了她個人的獨裁專製之權，權力一旦受到威脅，慈禧是甘願冒著上絞刑架的危險的。她決心反對“洋鬼子”，決心報仇雪“恥”，就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了。
第二節 慈禧集團和義和團運動
慈禧要等待時機打擊洋人，以實現其宮廷陰謀。機會總是可以尋找的，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這對主要矛盾的存在與激化，終於使慈禧找到了一個“公報私仇”的良機。
自膠州灣、旅大港事變之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又進一步力Ⅱ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德國通過“膠澳租界條約”，獲得了建造膠濟鐵路、開采鐵路兩旁三十裏內各礦的特權。侵略者到處橫行，欺壓中國人民。膠濟路的局員隨意釘路樁，同山東高密縣農民發生口角，互相毆打，德軍借口保護鐵路，槍殺農民二十餘人，還勒令山東巡撫毓賢賠償路樁費和軍費三千四百多兩銀子。人民群眾非常憤慨。
清政府還借英款，聘用英國工程技術人員建造京奉鐵路榆錦段(1899年完工)；又借俄款築蘆漢鐵路(1898年建成蘆保段，1900年建成保正段)。凡鐵路所經之處，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棄置，線路上的房屋、田地、墳墓被毀壞，使無數的農民喪失了謀生的手段，家園慘遭破壞。
西方侵略者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天主教和耶穌會的傳教士遍布全國城鄉，他們招謠撞騙，掠奪田產，欺淩百姓，包攬訟詞，無惡不作。為了發展教徒，．往往大肆宣揚侵略者的勢力，欺騙一些地痞、流氓、無賴“吃教”。這些人一入教，便自認為是外國“順民”，他們依仗外國侵略者的勢力報私仇，霸鄉裏，為非作歹，殘害百姓。所以，各地的所謂教堂，實際成了外國侵略勢力的組成部分。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廣大人民的憎恨。
不僅如此，那些外國傳教士還以一省最高長官自居，侵犯中國主權。山東傳教士就自稱“巡撫”，命令各地方官員服從教會指示；貴州的主教胡縛理還公然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舉官員；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暴異常；福建主教發賣執照，每張二十四元，奸民買一張執照，便可當作護身符，在鄉裏為所欲為，其權力勝過官府。此外，霸占民房等事件，各地屢有發生，官府無可奈何。法國傳教士在江蘇淮安強“買”民房，英國傳教士在福州烏石山圈占公地，在登州強租民居，屢見不鮮。他們看中哪一處，就要強買，主人如果不賣，他們就唆使一個無業奸民指為已有，賣與洋人，並賄賂官府私印文約，洋人便驅逐業主，據為己有。
民教相仇、相攻的事件發生後，無能的地方官因懼怕洋人，往往偏袒教會，鎮壓百姓，最後總是以清政府賠款了結。年長日久，賠款不可勝記。清政府便下了一道命令：以後凡有民教案件發生，不能從國庫提款作賠償，必須由該地方官自行籌集款項。這樣，地方官一方麵把賠款的負擔轉嫁給百姓，另一方麵向朝廷隱匿教案的真相，以“會匪作亂”等名目騙取朝廷的軍費，並用武力鎮壓百姓。所以，人民群眾仇恨洋人、仇恨官府的情緒日益增長。
義和拳運動就在這種形勢下發展、壯大起來。盡管它帶有陳舊的色彩，但這個運動的主流乃是以反侵略為目標的。山東是受帝國主義蹂躪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義和拳運動鬥爭最早、最烈的地區之一。起初，針對官府袒護教民的行為，義和拳群眾“聚眾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儼然敵國，動言焚殺，官吏熟視之而莫敢誰何”。有時，官府隻好出錢設宴，請義和拳百姓和教民一起赴宴，勸解止鬥。拳民有時看到平民受欺壓，“路遇不平，不惜身家性命代替平民講理”，因此，很多受洋人和教民欺侮的百姓都爭先恐後地參加義和拳，抵製官吏和教會的暴行。山東巡撫李秉衡及繼任張汝梅幾次派兵鎮壓，毫無效果。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清政府撤了張汝梅的職，改派毓賢為巡撫。毓賢一到任，立即揮起屠刀，大肆屠殺，但屢被義和拳群眾打敗。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原先曾打著“反清複明”的旗幟，抗官府，殺洋人，後來，為爭取反教而不反政府的群眾，遂改為“扶清滅洋”。義和拳口號的變化，正反映了當時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戊戌年間，清政府令各地大辦團練。毓賢迫於形勢，又看到義和拳隻反洋人，便改鎮壓手段為“招撫”，出告示，改義和拳為義和團，承認其為民間團練，可以公開活動。一時間，各縣遍設拳廠。茌平縣有八百六十餘鄉，拳廠多至八百餘處。他們的鬥爭目標是把洋教士趕出中國，迫使入會的中國人退出教會，這就必然要引起帝國主義的仇視與反對。美國公使康格首先出麵幹預，壓迫清政府撤換毓賢。這一年十一月，清廷調毓賢為山西巡撫，將出賣戊戌變法的袁世凱調任為山東巡撫。
袁世凱新官上任不久，肥城縣就發生了英國牧師伯魯克被殺的案件，這是義和拳運動開展以來殺死的唯一的外國人。袁世凱為表明他對洋人的“友好”，故意擴大事態，向朝廷奏稱“平陰、肥城兩縣匪徒聚眾滋事,他除了血腥屠殺了有關拳民之外，還由地方出銀五百兩，為這個牧師立了紀念碎，給教堂賠款九千兩。
袁世凱對義和團瘋狂鎮壓，毀拳廠、殺教民。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義和團群眾留在山東繼續戰鬥，另一部分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由山東北部進入直隸，向天津方向發展。
直隸以大名府為中心一帶地區，早就有義和團群眾活動，“拳民眾多，一呼百應，動輒聚集千百人”，官府欲捉拿，實在捉不勝捉。山東義和團北上，兩股力量結合起來，更加聲勢浩大。他們到處宣傳“扶清滅洋”，吸引了很多痛恨侵略者的群眾。三月，任邱縣義和團抗擊奉命鎮壓他們的清兵，大敗官軍，統帶官受重傷，知府也被刀傷。四月，直隸總督裕祿派兵鎮壓，拳民數萬人奮起還擊，清軍受重創，副將楊福同被殺。裕祿不敢再戰，隻好效法毓賢，承認團民為合法團練組織，以保自身安全。五月，裕祿親自出麵，迎接義和團首領張德成、曹福田入天津城。天津一帶，“十天之中，神壇林立，從事打鐵鑄器的人家，家家打製刀槍，叮哨之聲，日夜不絕”，當官的不敢下令禁止帶武器，改為禁止打鐵。告示剛一貼出，拳民紛紛會集於縣衙門前，逼迫官府取消禁令，官府不得已隻好聽從，於是，鍛鐵之聲，傳遍大街小巷。衝破了清政府的重重壓迫，義和團進一步發展起來了。
清廷以慈禧為首的最高統治集團，對義和團的態度很不一致，是支持還是鎮壓，慈禧本人也舉棋不定。
就其階級本質及主觀願望看，她同毓賢、裕祿等人一樣，對這一夥“戕官”、鬧事的“拳匪”從無好感，鎮壓為是；然而，義和團人數眾多，誅不勝誅，而且力有不及。尤為重要的是，慈禧心中還隱藏著一段“私情”，使她在“支持”和鎮壓之間徘徊。這就是：她正為廢黜光緒、立大阿哥的事對洋人痛恨不已。義和團既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堂堂正正，也許司用來發泄她的私憤。但是，義和團出自草野，能否勝任？她不禁又狐疑動搖起來。她要作一番考察。
就在義和團殺楊福同、攻打涿州之際，慈禧先後命刑部尚書趙舒翹以及何乃瀅、剛毅等人去涿州傳旨，解散義和團。而實際上，這幾位欽差大臣的使命是探聽義和團的虛實，為慈禧的最後決策拿出主意。
對此，那些善於窺測皇太後意圖的奴才們必然要百計逢迎，尤其是，他們都是站在戊戌變法對立麵的封建頑固派，由戊戌變法所引起的仇外心理和慈禧也完全一致。他們從涿州返京後，就給慈禧大肆渲染：義和團人數眾多，更兼“法力”無邊，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上天賜了這麼多義民來幫助大清消滅洋人，實是機不可失，請求皇太後堅信不疑，利用義民同洋鬼子一決死戰雲雲。
慈禧對於“呼風喚雨，使神役鬼”之類是否完全相信，我們不得而知。但她作了一番權衡：義和團勢力很大，如果能用來消滅洋人，她可以“報仇雪恨”，倘若兩敗俱傷，更是祖宗有靈，上天賜福，如果滅於洋人之手，也可以免去朝廷用兵之勞，洋人勝了，無非是賠款而已。用人民的膏血鑄成的金塊銀塊，她向來是不吝惜的。這樣，慈禧決定“支持”義和團了。她命大學士剛毅親自出麵，“招撫”民團，引入京師。北京城中，拳廠幾遍。團民焚鐵道、毀電線、燒教堂，引起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一片慌亂。
由此看來，導致慈禧集團“支持”義和團反帝的一個基因同戊戌變法有直接關係。當時的人作了這樣的推斷：
時任內閣侍讀學士的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說：“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戊戌政變後被慈禧罷斥的總署章京張元濟，解放後在回憶戊戌變法時說：
（因為戊戌政變後，外國人支持光緒和維新派，因此）“西太後恨外國人入骨，以後所以激成義和團．扶清滅洋，之變，二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
當時在中國的兩個英國人濮蘭德、白克浩司也說過：“因戊戌政變，而有庚子年拳匪之亂，因果遞相銜接。”
上麵這些論述，指出了戊戌變法同義和團運動之間的聯係。但其中都有一個明顯的錯誤：論者把中國人民自發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同慈禧集團偽裝支持義和團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了。如前所說，義和團的發生，乃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矛盾的產物，同戊戌變法一樣，同屬中國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扯不上什麼因果關係。但慈禧集團借義和團之名，向帝國主義宣戰，借以進一步清算戊戌變法，實現宮廷陰謀，廢黜光緒，說它同戊戌變法因果相銜，我以為是完全正確的，合乎事實的。其實，慈禧自己也道出了其中的隱秘．一次，榮祿勸她說：僅僅靠義和團殺幾個傳教士，無濟於事，反而會擴大事態，引起嚴重後果。慈禧直言不諱地說：“洋人早就有讓我歸政的意思，我和你們就這麼心甘情願麼？而且，自從道光、鹹豐朝以來，他們喧賓奪主。現在有了一個可以泄多年怨忿的機會，不是很好嗎‘”這裏，慈禧的道、鹹舊話隻不過是陪襯，事實上，甲午之戰她就不主張“泄多年怨忿”，最根本的是戊戌政變後洋人要她“歸政”，她又不能“心甘情願”。她的怨忿由此而來，足見慈禧集團“支持”義和團同戊戌變法之間的關係了。
第三節 光緒與庚子議戰
義和團群眾隊伍浩浩蕩蕩地進入了北京城，他們到處張貼告示，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並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舉行遊行示威。帝國主義強盜自然不會容許。這樣，以中國人民為一方，以帝國主義為另一方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勢在難免。清政府，在這場衝突麵前將采取怎樣的態度呢？
五月初一，各帝國主義國家駐華公使緊急會商，議定調兵入京，借口幫助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以乘機擴大侵略。不久，侵略軍在大沽口登陸，侵入天津。五月十四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二千餘名各國混合軍，由天津向北京進犯。次日，抵廊坊。
以反帝為宗旨的義和團群眾先後在大沽、天津郊區與帝國主義侵略軍英勇激戰，並在天津、北京等地焚燒教堂，進攻租界，嚴懲侵略者。五月十五日，日本公使館書記杉山彬出城迎接帝國主義軍隊，行至永定門外，被義和團群眾殺死。形勢急劇惡化。
清廷迫於形勢，不得已先後調董福祥甘軍駐紮天壇，馬玉昆部進駐京畿，以保衛首都。同時，調聶士成軍攔截在外國侵略軍進京的路上。
但是，這並不表明執掌清廷實權的慈禧集團決心反對侵略，相反，出於他們反動的階級本性，慈禧集團卻采取了可恥的兩麵政策。一方麵，不斷向帝國主義獻媚，一再頒發上諭，命令對義和團進行驅逐；另一方麵，由於帝國主義在戊戌政變前後的態度，慈禧集團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又無法消除，他們處於進退維穀、騎虎難下的地步。對帝國主義是戰是和？對義和團是剿是撫？圍繞這個問題，從五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在儀鸞殿連續召開了四次禦前會議。作為名義上的清廷皇帝，光緒照例也參加了。他采取了既不同於義和團，又不同於慈禧的奇特立場。
在這種朝臣聚會的場合，光緒一向是一言不發，他總是默默地坐著，看著群醜亂舞，聽著慈禧等人大放厥詞。每一次即將退朝時，坐在他身邊的慈禧就用手肘碰他一下，示意容許他說幾句“官話”，不說似乎是不行的。於是，光緒就有氣無力地詢問大臣們：
“今年收成好嗎？”“外麵社會秩序安定嗎？，，
無論冬夏春秋，無論是不是收獲季節，無論一天見幾次大臣，他翻來複去總是這幾句，多一個字也不講。他是用這種方式對其傀儡地位抗議呢，還是懼怕慈禧而不敢多言？也許是兼而有之？那就由人們去分析吧。
然而，在這幾次討論和戰問題的禦前會議上，光緒卻一反常態，不再沉默了。
五月二十日的第一次禦前會議剛開始，光緒就聲色俱厲地責問大臣：為什麼不能彈壓“亂民”？
一些大臣見到這個難得發怒的可憐皇帝居然“龍顏色變”，都在竊竊私語。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最後麵，他壓低聲音對惲毓鼎說：
“我剛從董福祥那裏來，
惲毓鼎慫恿他趕快上奏，“臣劉永亨剛才見到董福祥，把．亂民，趕出京城。”他說能把團民驅逐出城。”劉永亨膝行而前，高聲奏道：他說隻要皇上傳旨，就可以話音未落，端王載漪指著劉永亨訓斥道：
“好！這就是你們丟失人心的第一招！’’
劉永亨職卑官微，嚇得不敢再說。太常寺卿袁昶在殿門外高聲說：“臣袁昶有話上奏。”
光緒命他進殿細說。袁昶分析了利害關係，認為不能依靠義和團同帝國主義宣戰；不管團民有什麼“法術”，那都靠不住，自古以來就沒有靠這種“邪門歪道”成大事的……
慈禧一見他們都同光緒唱一個調子，似乎無法容忍了，她連忙打斷袁昶的話反駁道：
“法術固然不可靠，難道人心也不可靠嗎？現在中國衰弱已極，所能倚仗的就是人心。如果連人心也丟了，如何立國?目下京城混亂，聽說洋人馬上就要調兵來，不依靠團民，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嗎？”
吏部侍郎許景澄說：“中國和外洋人打交道幾十年了，民教相仇、相殺的事每年都有發生，但最後總是賠款。攻殺使臣的事，中國、外國都沒有這種案例。現在團民在東交民巷圍攻使館，如果真的鬧出事來，我不知道祖宗的天下、全國的生靈將置之何地？”
袁昶又一次上奏，支持許景澄的意見。他慷慨激昂，聲淚俱下，他的聲音震得儀鸞殿嗡嗡作響。慈禧長時間惡狠狠地瞪著他。善於察言觀色的奴才們立即對袁昶等人發動了攻擊，倉場侍郎長萃說：
“義和團是義民。我剛從通州來，通州如果沒有義民早就保不住了。”他竭力主張用義和團來同帝國主義宣戰。載漪、貝勒載濂、戶部侍郎溥良齊聲附和，都說：“人心不可失！”
光緒認為利用這一群沒有正規訓練的民眾去同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宣戰，實在十分輕率，他反問載漪等人：
“人心就能代替打仗嗎？現在人們喜歡談兵事，但是，朝鮮一仗，創巨痛深，後果很明顯。今天，我們麵臨八九個國家，他們比日本強大十倍，聯合起來對付我們，我們如何抵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