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一個人，為了自己，都應強烈且透徹地認清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每一次遠離普遍人性價值的墮落，每一次違反個人本性的罪過，每一件罪惡的行為，都將毫無例外地記載在我們的潛意識之中，使我們輕視自己。何妮用了一個很好的字眼，來描述這種潛意識的知覺力與記憶力，她稱之為“登錄”。如果我們做了一些我們引以為恥的事，它便“登錄”上我們的恥辱。但是，如果我們做了一些善良的好事，它便“登錄”上我們的榮譽。最後的結果，總是二居其一——我們或是尊重，並接受自己；或是輕視自己，並感到羞恥、毫無價值，不值一提。神學家常用“墮落”這個字，來稱呼這種未能盡己之所知所能，以實現個人生命的罪。
這種觀點對一般弗洛伊德派所描述的人類圖樣加以補充。由於把問題有點過份簡化，弗洛伊德似乎隻為心理學提供了病態的一半，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將之補全，加上健康的一半。也許這種健康的心理學，對於控製和改善我們的生命，以及在使我們成為更完美的人這些方麵，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許這樣比去尋問“如何才能不生病”，要更有益得多。
我們如何鼓勵自由發展呢？什麼才是自由發展的最佳教育條件呢？是性？是經濟？還是政治？這種人需要在什麼樣的世界裏成長呢？而這種人又將會創造出什麼樣的世界呢？病態的人是由病態的文化所造成的。健康的人則是健康的文化造就的。的確，病態的個人使他的文化更病態，健康的個人則使他的文化更健康。增進個人的健康，是創造更美好世界的一條途徑。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鼓勵個人成長乃是切實可行的；若無外力的幫助，精神官能症的病征便較難以痊愈。特意要使自己作個更誠實的人，相當容易；但若要治療一個人精神上的壓製或迷妄，則非常困難。
麵對人格問題的古典方式，是把他們當作具有不良意義的問題來看待。掙紮、衝突、罪惡、不安、焦慮、沮喪、挫折、緊張、羞恥、自責、自卑感或無價值感——這一切都會引起心理的痛苦，幹擾行為的效益，並且是無法控製的，因此很容易立刻被看成是病態的，是不良的，該盡快“治愈”他們。但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逐漸朝向健康成長的人身上，也同樣可能發現所有的這些症狀。假定你應該有罪惡感，而你偏感覺不到？假定你已獲得了良好的安定力量，而你又“被”調整了？也許，適與安定之所以是好的，是因為它切除了你的痛苦，但是，由於它終止了原先要朝向更高理想的發展，豈不也一樣是壞的？
弗洛姆曾在《自我的追錄》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中，攻擊古典弗洛伊德對超我的看法，因為超我這個概念完全是一種權威之義和相對之義的看法。也就是說，弗洛伊德假定了：你的超我和你的良心，原來都是你父母親或任何一位權威者的的意願、要求、和理想的內在化。但是，如果他們是罪犯呢？那你將擁有哪一種良心呢？或者，假定你的父親是個正經八板、不苟言笑的道學之士呢？或者是個精神病患者呢？這種良心的確存在——弗洛伊德是對的。我們的確從這些早年的形象中，獲得了我們大部分的理想，而不是長大後，在書本中獲得的。但是，良心還有其它的因素，是我們每一個人或強或弱地都擁有的良心，這就是“內在的良心”。此一內在良心的基礎，在於我們潛意識和前意識裏對自己的本性、命運、能力以及生命“召喚”的知覺。它堅持要我們忠於自己的本性，不可因軟弱、貪圖利益或其它理由而否認它。像自命不凡的人、天生的畫家卻去賣襪子，才智之士卻愚蠢地生活，明知真理卻固守沉默，還有放棄人性尊嚴的膽小鬼……這些人在其內心深處，都會覺察到自己錯待了自己，因而蔑視自己。這些自責，很可能導致精神官能症，但也很可能激發新的勇氣和義憤，並增強自尊，結果從此便踏上了正途。簡言之，成長和改進也可能來自痛苦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