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厚立
中國傳統政治在“作為”方麵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問題在於，這樣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時便常顯捉襟見肘之窘境。清季政府就陷入這樣的處境：不作為則無能，欲作為則無財，而解決之道又處處威脅自身的統治正當性。最後不得不實行“禪讓”，但易姓之外的問題並沒有隨著民國代清而解決，所以對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驗是在此後。但民國最初幾年，各方氣度眼光都不夠遠大，民間因之產生不滿。梁濟看到，實行不久的共和體製不僅未能改善社會風氣，反而使之惡化，至“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若正義、真誠、良義、公道等“吾國固有之性、立國之根本”喪失，則國將不國，這就完全辜負了清廷因愛民而遜位之心。他隻有以身作則，“以誠實之心對已往之國”，以喚起世人亦“以誠實之心對方來之國”。他的自殺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而是殉中國。
對不少中國人來說，1918年秋天是個可喜的季節，據那時進入開封二中讀書的郭廷以回憶，“有幾件事使我們學生很興奮。首先是徐世昌當了總統，我們本來不知徐世昌是何許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國總統大多是文人，現在中國文人居然也可以做總統，當然是可喜的現象”。其次是“歐戰告終，協約國勝利。中國也是協約國的一員，學生們又大為高興，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再加上國內南北雙方也各派代表準備和談，“眼看國內也將和平統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著莫大的希望”。
在很多人對1918年寄予希望之時，前清京官梁濟卻看出了大問題，他在這年11月10日以自殺警示國人。從後見之明看，梁濟棄世的時機選擇實在不佳，幾天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而結束。中國居然成了戰勝國，舉國皆感喜從天降，形成一次政府與民間互動的“普天同慶的祝賀”。直到次年5月初巴黎和會帶來的絕望之前，幾個月的一片樂觀之聲無形中刪略了一些不那麼如意的消息和言論。故梁濟不僅未曾達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沒能影響到多數人的愉快心情。
有一種說法，行為也是文本，而文本一旦脫離作者之母體，便獲得獨立的生命。這是文學家欣賞的理論，也更多適合於文學（如《紅樓夢》就可以脫離作者來看，很長時間裏讀者不知誰是作者）。但史學就未必然，一件有意識的個人行為，尤其是那些非常規的行為，對行為主體本身的立意，不能不充分考慮，認真對待。
梁濟的自殺也頗為人所道及，因為他明言自己“係殉清朝而死”，當時和稍後多數人大致都是由此認知其行為，而研究者卻往往超越於此而立論。其實行為者的自述是不容回避的，否則無論褒貶都不啻將其視為“獨立生命體”而隨意解讀。然而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死，梁濟曾用了幾年的時間相當仔細地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棄世，特別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設計來認識他的自殺，故確應更仔細地考察他本人想要表達的意思。欲知梁濟為什麼要殉清，或需簡單回顧民國代清這一史事。
清季新政與民國代清
過去對清季1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黨”方麵，包括革命思潮的興起，“革命派”與“保皇派”、“立憲派”的鬥爭，革命黨的發展及其內部分歧等；在內地，“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特點又是其中一個重點。近年對清季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較熱，政治史的研究相對較冷。但曆史研究在擴大研究視野的同時，其主體性的問題仍應是那些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未必是“宏大問題”）；在不少社會、文化史研究者的心目中，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政治史”的缺失。
其中一個重要的缺失是對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研究較少，且多注意朝野的“對立”，論述朝野共同嚐試以變革求維持體製的努力者尤少。近年雖有一二較好的書，並未改變基本的趨勢。這樣，既存的研究實際小視了晚清權勢結構的變化程度，也很難解釋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在沒有特別明顯的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會發生革命？清廷何以那樣快就崩潰？這或許是最需要深入探索的問題。
清廷最後10年並無太多特別明顯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為，至少不到曆代一些亡國之君“倒行逆施”的荒謬程度（如果此前的曆史敘述大致是確實的），社會上也少見此前曆代王朝末年所發生的“土地兼並”嚴重一類現象（即使作為新經濟因素的工商業亦未引起類似的激變）。因此，革命的發生及其迅速成功必須從其他方麵作進一步的梳理和研究，也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的曆史作用和曆史意義。
當時種族因素得到革命黨方麵的強調，固有其實際存在的背景（特別是親貴內閣的出現），也可能是因為以“湯武革命”來論證造反的正當性顯得依據不足。體製上的積重難返自然具有關鍵作用，但外國的全麵入侵及外國在華存在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是一個思考和解釋出現革命的重要因素（所謂“權勢結構”不僅是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也包括社會、心理及文化的，是眾多因素的合力）。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權勢結構的巨變，清廷麵臨一個與前相當不同的曆史局麵，需要處理的很多都是名副其實的“新問題”。政府的失敗部分即因為不善於應對這類新問題，因而不能滿足民間的期望，結果被構建出相當數量的“失道”作為，刺激了士人和民眾的不滿，終於促成了革命。
中國傳統政治講究的是社會秩序的和諧，其基本立意是統治一方應“無為而治”，即孔子所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所謂“治世”，即統治一方從上到下均可以無為，而天下的社會秩序仍能和諧。故“政治”的意思就是以政教為治和政事得到治理，即賈誼所說“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百姓受教而化之，各親其親，則政府對內的職責主要在老幼孤獨等弱勢者的福利問題，當然可以無為，且可以趨向“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不過，這樣一種社會秩序的理念，與其說是一個可以完全實現的目標，不如說是一個值得爭取可以趨近的理想。
這樣，傳統政治與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主張相通，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正因“作為”方麵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像電視劇中為國庫增加庫銀5000萬兩的雍正皇帝，今日有些人或視為政績，以傳統觀念看就是以苛政虐民的典型暴君。問題在於，輕徭薄賦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時便常顯捉襟見肘之窘境，以富強為目標的晚清“新政”舉措基本是西來的，與近代西方重“管理”的觀念是“一家眷屬”，而與“無為而治”的傳統價值取向恰是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