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蘭
如果說，法國思想家是巴黎沙龍的貴婦、咖啡所催生，報刊則可謂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思想界聚散分合的平台。民國時期，除了具有明顯政見差別、學術流派分野的各種刊物外，一些公共性的報紙，也紛紛聘請著名學者擔任主筆，表達其公共關懷，提升報紙的學術品位。天津《益世報》便是其中之一。
《益世報》是民國時期與《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齊名的“四大報紙”之一。1915年由法國天主教會主辦，創辦人為比利時籍天主教神甫雷鳴遠、中國天主教徒劉守榮等。報社社址最初設在天津南市榮業大街，後遷至東門外，1924年移至意大利租界內。1932年、1934年前後，羅隆基、錢端升先後擔任天津《益世報》的主筆，為該報撰寫社論。當時，主持《益世報》的是劉豁軒，從南開大學畢業後，族兄劉守榮委以總編輯一職，他就約了幾個南開大學的同學重組編輯部。當時天津的另一家大報《大公報》設有“星期論文”一欄，延請許多著名學者圍繞政治、外交問題發表文章。同處天津，與《大公報》具有競爭關係的《益世報》，自然也采取了延請知名學者主筆提升報紙品位的方策。羅、錢主持社論時期，《益世報》在天津大小70餘家報館中鶴立雞群，日銷量至四五萬份，報紙一上街便被讀者搶購、搶閱。
羅隆基與錢端升的同與異
羅隆基、錢端升兩位主筆，各自的人生經曆與治學道路既有相近之處，也有大異。羅隆基是江西安福人，錢端升是江蘇鬆江人，兩人先後考入清華學校，並公費留美，獲得名牌大學博士學位。羅隆基是1913年考入的清華，錢端升則於1916年考入。但錢卻先於1919年獲官費留美，5年苦讀後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而羅隆基留在國內參加了五四示威遊行活動，1922年赴美留學，後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錢端升1924年回國後，執教於清華，後又在北大擔任兼職教授，教授政治係、法律係的憲法課。羅隆基則遲至1928年才回國，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光華是私立大學，在五卅運動中，由數百名脫離聖約翰大學的愛國師生組建而成，得到學生家長的資助。羅隆基北上主筆《益世報》後，兼在南開大學教授政治學。
兩位主筆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政見。羅是當時鼓吹“人權”的著名學者，因發表法國人權宣言的中國版本《人權論》、向國民黨要“批評孫中山的自由”，而導致《新月》被查封、光華大學的教職被撤銷，不得不從上海轉回北方。而專門研究憲法的錢端升，出於建設強有力國家以及經濟民族主義的壓力，認為當時的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鼓吹“極權主義”的合理性，認同“新式獨裁”。
羅隆基對國民黨的批評很快招來麻煩
自1932年1月起，羅隆基擔任《益世報》主筆。在拜讀了羅的政論文章後，劉豁軒對其十分佩服。通過南開大學教務長黃鈺生居中聯係，羅隆基接受了《益世報》的聘書。聘書約定的兩大條件是：（一）在不危及報紙的生命和不反對天主教教義的前提下，社論主撰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二）每月薪金500元。這樣的待遇，在當時是十分禮遇且優厚的。不過，羅隆基離開上海，胡適是反對的。在胡適看來，雜誌的專論是有學術含量的，給報紙寫社論卻牽涉實際政治，麻煩和政治壓力都大。但羅隆基本人認為，報紙的影響比雜誌更大，又利於宣傳自己的抗日主張，故毅然辭去《新月》總編輯職務，赴天津主筆《益世報》。
時值“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成為洞開的門戶。國民黨當局想加強對華北地方的控製，但多少力不從心。華北地方當局，麵對日本的壓力，又力圖自保，因此一度彌漫著妥協情緒。中國知識界處於國難當頭的焦慮當中，不斷發出抗日呼籲，同時要求國家的政治改革。
羅隆基的頭兩篇社論，即表現出其潑辣的論政風格。《一國三公的僵政局》一文，抨擊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之間的派係矛盾，諷刺國民黨奉行黨治，卻成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僵政局”。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前夕，他發表《可以戰矣》，提出對日“武力抗戰”的主張。以後，他的要求民主、反對內戰、主張對日抵抗的文字不斷見諸報端。羅隆基反對國民黨的妥協式外交，要求無條件地停止一切內戰，還主張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建立超越黨派的國防政府。
不出胡適所料，羅隆基對國民黨專製及外交政策的批評很快招致麻煩。1933年第一次聘期滿的時候，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和河北省黨部出麵，要求報紙不得續聘，劉豁軒置之不理。不久，羅隆基又發表文章反對“塘沽協定”，支持“福建事變”中十九路軍的抗日行為。結果，天津、河北地方黨部提出“嚴重警告”，南京政府也發來了“警告”。羅隆基並沒有妥協，其言論一直尖銳。國民黨當局忍無可忍，向報紙施加壓力，甚至表示“最後一次警告”。兩年期滿，《益世報》不得不停止和羅隆基的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