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羅隆基的“迫害”
坊間的文章多談到羅隆基主筆《益世報》期間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情節。其實，國民黨當局的態度既有“迫害”，更有“招安”。國民黨一方麵打壓《益世報》，一方麵拉羅隆基去南京做官。羅隆基離開天津《益世報》後，還曾上峨眉山給蔣介石當老師。
先談未遂的暗殺事件。羅隆基逃脫被暗殺，得益於一位有幫會背景的朋友潘子欣的幫助。潘在天津的地位，正如杜月笙在上海。國民黨的特務來天津找到潘談暗殺羅隆基的計劃。羅得到潘的及時通告，有所防範。一天，羅隆基在赴南開大學講課的路上，其乘坐的汽車被幾名特務槍擊，羅隆基靠著機靈，平臥在汽車座位前的空隙處躲過了一劫。為安慰司機，羅還假稱“這是南開學生運動員鬧著玩的”。第二天各處友人的唁電已經飛到羅隆基的家中。羅隆基晚年的回憶錄稱暗殺者是“蔣介石的特務”，應係推測。筆者以為，蔣本人親自派出特務的可能性不大。
給蔣介石當老師
再說說羅隆基給蔣介石當老師。在主撰《益世報》社論期間，國民黨方麵也曾多方通過羅隆基留美同學的私人關係拉他宣誓加入國民黨，辭去報紙主筆去南京政府工作；又通過胡適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關係，要他去見蔣介石。離開《益世報》後，羅隆基到四川去見蔣。在峨眉山上，蔣介石通過他的心腹陳誠向羅隆基表示了“決心抗日”的意向，又親自對羅在天津“受過一次驚”表示“豈有此理”。同時，蔣介石要求羅隆基給他上課，講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美國家的戰時行政情況。回顧在峨眉山的那段日子，羅隆基在回憶錄中說：那次我在峨眉整整住了一個月。招待的確相當周到。每日下午4時向蔣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等國家的戰時行政組織，此外向在峨眉受軍訓的隊伍公開地作了幾次演講。……當蔣問我今後願在哪方麵工作時，我坦白地回答說，我沒有參加實際政治的才能和興趣，仍願意回南開大學繼續教書並從事寫作。
顯然，羅隆基放棄了受“領袖”器重、去中央政府工作的機會，而回到南開繼續教書。以後，他的文章偶爾也在《益世報》以筆名發表，也重回報社擔任過一段主撰。當時，羅同時主持著《自由評論》，該刊也轉載羅隆基在《益世報》的文章。
錢端升並不反對國民黨加強其統治
錢端升繼羅隆基之後，擔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但錢擔任主筆的時間更短，僅僅在1934年初至9月間。
錢端升的文風與政治主張，確實與羅隆基迥然有別。錢氏的文筆，較為平和持重，不像羅隆基那樣銳利而充滿激情。錢端升也十分明了自己手中所握的筆杆子的分量。《新聞紙與政府》（1934年7月2日社論）一文中，他明確表示新聞媒體的職責應是：“（一）為全國民福利著想，以事實為根據。（二）有深遠明透的眼光。（三）有實行的可能性，而調勿過高。（四）要完全做到上述各點，主筆政者當然對於學問要有相當的造詣，對於實際政治要有相當的認識，但尤須有大公無私的居心。”看來，錢也正是本著“大公無私的居心”與自己的學術造詣來主持《益世報》的筆政的。
錢端升也沒有像羅隆基那樣談民主、自由，他更關心的是國家要有“中心勢力”及強有力的政府。在《怎樣可以促進我們國家的近代化》（1934年2月18日社論）的文章中，錢列出的促進國家近代化的條件是：“第一，我們需要一個中心勢力”，“第二，我們要尊重新的知識，新的技術，新的人物”，“第三，我們希望全國人民有憂勤惕勵，克苦耐勞的精神，而統治階級尤其要有這種精神”。顯然，錢端升並不反對由蔣介石、國民黨來作推動國家近代化的“中心勢力”。當時，全國知識界掀起要求民主的憲政運動，錢端升是明確表示反對的。在《關於憲法草案的根本問題》（1934年8月15日社論）一文中，錢表示：“要知道中國此時何以不需要，不宜有，也不能有憲法，我們應先知道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什麼。中國現代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統一的國民意誌，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錢端升隻主張作政府行政機構的改革，反對開放黨禁，頒布憲法。
錢端升得罪黃郛
從政治立場看，錢端升與羅隆基是不一樣的。按理，錢端升的觀點與國民黨意欲加強其統治的趨向是不謀而合的。何以錢氏也被迫更快地離開了《益世報》呢？
錢端升在其自述中說：“《益世報》當時是北方兩大報之一。羅隆基曾為主筆，由於批評蔣介石而被驅走。後該報聘我就任‘主筆’，並希望我稍變羅隆基的文調，以求保全‘日報’。不料後來蔣介石終因我的一篇社論《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大為惱火，並立即勒令郵局對《益世報》停郵，使我在該報呆了8個月寫了百七十篇社論後被迫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