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惹出麻煩的社論《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涉及當時的所謂“對日妥協派”黃郛。
當時的華北一片消沉之氣，大小漢奸十分活躍，民間輿論也彌漫著以妥協換取日本停止染指華北的論調，如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等。國民黨當局也試圖以犧牲換取華北的苟安。錢端升指出，妥協乞和是沒有出路的，“我們隻能有一分力量，則用一分力量來抵抗。中日問題根本是無法解決的，我們願黃氏對於妥協一道勿輕於嚐試，我們但願其忍辱負重，與日本人敷衍，而不讓日本人攜利益而去”。在這篇文章裏，錢端升語重心長地表示：“割了東北，日本仍會要求華北，割了華北，日本仍會要求長江，與其開門揖盜，財物被劫，內眷蒙羞，而生命終歸烏有，毋寧與盜肉搏，而死壯士之死！”
其實，在語及黃郛的時候，錢端升也隻不過用了“妥協派”、“日本通”之類的詞語，並沒有什麼人身攻擊的話。黃郛原籍浙江嘉興，生於杭州。黃本係老同盟會員，留日期間與陳其美、蔣介石結為盟兄弟。南京政權成立後，他曾被委任為上海特別市市長。黃因1928年“濟南事件”後主持對日外交交涉而蒙“親日派”之名，一度隱居莫幹山數年。“九一八”事變後，黃郛還發起成立“新中國建設學會”，延請專家學者研究對日國防計劃。從日漸披露的史料看，黃郛本人並不真是親日媚外的，在當時華北政局複雜化的情況下，他是迫於盟兄弟的麵子，北上擔任華北整理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替蔣介石“分謗”，擔了“妥協派”的罵名。黃郛當時的處境，正如李鴻章在甲午中日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時的角色。
除了提到的那篇社論，錢端升語及黃郛的文章，還有4月19日《黃郛與華北》等。
《益世報》險被停刊
1934年7月，國民黨當局通電全國，禁止《益世報》的發行。《益世報》總經理劉豁軒四處奔波求情，跑南京、上廬山。但由於黃、蔣之間的特殊關係，連蔣的親信楊永泰、陳布雷也不敢介入此事。3個月後，南開張伯苓校長、新任天津市長張廷諤直接向黃郛疏通，《益世報》同意換黃郛的親信擔任主筆，才使《益世報》得以複刊。
《益世報》被停郵，固然與該報長期尖銳的抗日言論不無幹係。羅隆基、錢端升兩位主筆的外交主張都是要求堅決抗日的，這與華北特殊化的氣氛是不吻合的。無論是南京當局，還是華北地方當局，都不甚願意看到激烈的抗日言論。而錢端升的去職，恐怕更與黃郛個人的胸襟，以及黃、蔣的特殊關係有關。就政見而言，黃郛與蔣介石不太一樣，他是一個“專家政治論”者。對黨內，黃郛主張“以才治黨”以提高黨的決策能力；對黨外，他主張“組黨自由”以容納黨外人才。這一點，黃郛的主張無疑是與羅隆基相近的。黃郛本人是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為什麼還不容忍別人的言論自由？他主要因自己被視為“妥協派”而委屈與氣憤，這顯然是比被罵為“專製”而更為國人不容的罪名。而且，他明明是被結拜兄弟委派去背黑鍋的，但又不能與蔣兄弟翻臉，隻好拿天津《益世報》撒氣了。看來，泛泛地罵罵國民黨的專製固然不安全，語及某些特定的個人也有麻煩。
羅隆基、錢端升先後主筆天津《益世報》又被迫去職的插曲，無疑是一幕“書生論政”出演的悲喜劇。他們慷慨激昂的文字，展現的是中國知識人“文章報國”的情懷，但其具體的政治、外交主張，卻不一定切合實際政治操作。羅隆基的“武力抗日”論，在國難當頭具有情感上的正義性，但戰略上似乎不那麼切於實際。錢端升的“極權主義”主張，誠然出於愛國之至誠，但蔣介石本人也不敢公開稱讚。不過，在與國民黨當局打交道時，羅隆基似乎更善於調動其人際關係，在罵完國民黨後，蔣介石仍向他拋出橄欖枝，他仍然可以回到報社。錢端升更書生氣，盡管其某些政見可能更合於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但開罪的卻是蔣介石的盟兄弟，不得不因一篇文章黯然離去。
錢端升離開《益世報》後，回到清華大學繼續教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又和胡適、張忠紱一起，被國民政府作為民間外交代表，派往歐美各國考察外交。羅隆基在平津淪陷後，也南下參加到抗日運動中去，成為抗戰時期“中間力量”的領袖人物。中國的知識人，繼續秉持其良知，在學問國與政治國之間徘徊，擔當著曆史賦予他們的艱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