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朱宗震
◎近代中國麵臨的是雙重的曆史任務，一是傳統的任務，即清王朝崩潰後如何重建中央集權製國家，二是向現代化轉型的任務。蔣介石將民初以來軍閥割據的局麵進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國家實現了鬆散的統一，這是他的重要曆史貢獻。但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作為革命家，他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雖然他的理論體係中也存在過向現代民主轉型的觀念，但始終沒有實踐。就事實來說，他就是一個威權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國共對決，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解決不了曾國藩以來的私兵製度，無法真正統一指揮，不能不讓位於解決了私兵製度、更有朝氣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低層社會翻轉的依托，蔣介石就沒有滿意的輔弼之人，缺乏謀士良將，再加上他暴躁的個性，城府不深，缺乏謀略，也很難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
已故的黃仁宇先生是曆史學前輩大家，他的遺著《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雖然寫作於蔣介石日記開放以前，隻是看到其他著作轉引的部分日記，但仍頗顯卓見遠識。他責問以往相關的曆史作品說：“要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及他們的接班人所走路線全屬錯誤，所做工作又彼此對銷，則何以中國尚能生存至今，而且從1920年間至1990年間尚有顯著的差別？難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負因素作祟？”也就是說，在黃仁宇先生看來，中國曆史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都犯了很多“錯誤”（姑且叫錯誤，因為許多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他們仍然對曆史的前進有所貢獻。筆者非常讚成黃先生的觀點，筆者一直認為，對立的雙方往往是相生相克，相輔相成的，社會是在新陳代謝中前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進步，也有一代人的問題，因而形成更新和淘汰。蔣介石是個失敗的豪傑，但我們今天讀史，不可以成敗論英雄，而是要理解他在中國曆史前進運動中的地位。曆史學家不必黨同伐異，我們隻是希望理解曆史究竟是如何前進的。
既然要從大曆史的角度理解蔣介石，當然難免見仁見智，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隻是從學術的角度，就黃先生書中的部分見解進行商榷、修正和補充，以盡後一輩學者的責任而已。
聖賢還是真命天子？
蔣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的日記中自述：“從前隻以豪傑自居，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頗欲以聖賢自期，不複以豪傑自居矣。”黃仁宇先生書中引文作“以聖賢自責”（第115頁），並認為“蔣介石從未自承己為聖賢，並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願意做聖賢。所以自責者出諸外界要求”。但原日記係“自期”，不是“自責”，含義自然不同。蔣寫下這句話時，除紅軍江西失敗後到達陝北的殘餘部隊之外，當時中國各地都已在名義上歸附中央，他自感已經為統一中國的大業奠定了基礎。
本來從大曆史的角度，不必糾纏這類細節，黃先生在本書中的細節也似嫌過多，而大曆史的解讀則有所不足。
從這段日記，我們看到蔣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傳統的政治領袖，跳不出豪傑和聖賢的範疇。根據蔣介石1931年日記後麵記錄的回憶：“餘自覺民國三四年間進德不淺，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陽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蔣介石讀書非常勤奮，涉獵古今中外名著以及《聖經》，但讀得最多的，還是儒學經典和後世大儒著作。我們再舉一則日記，說明蔣介石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顏習齋先生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餘則改：‘安天下之道為：重考核，整紀綱，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為開礦，均田，興電力，至於強天下之道則無異議也。’”當時社會各界正在呼籲實現憲政民主，蔣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還政於民”，但終究還是維持了一個傳統的威權統治。
蔣介石不僅以聖賢自期，黃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蔣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記後也認為“有帝王口氣”（第75頁）。顯然，黃先生讀到的蔣介石日記摘錄，回避了一些內容，根據現在公開的蔣介石日記，蔣介石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這與以真命天子自居並無根本區別。這類言論，在日記裏常常出現。這裏略舉幾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無從捉摸，此時惟有信心，為國為民做去，實行三民主義以救中國之外，再無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餘乃能救國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國，則不能離三民主義，亦不能使中正敗亡也。”
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國，惟有餘一人，方能負此大任也。”
1935年3月31日日記中書寫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句話我們現在可以在故宮乾隆皇帝的臥室裏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記記錄他對張群說：“須知吾人始終立於革命地位，中華民國今日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之有否實力，而全在於餘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隻要餘生存一日，則必能保障國家之生存。”
我們在這裏強調蔣介石的天命觀念，作為大曆史的分析，是要讀者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還十分嚴重，對於一位反對封建帝製的革命者來說，也不能幸免。這是時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時代的特征。黃先生讀到的日記不是全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是他的過錯。他已經充分認識到，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
統一戰爭
蔣介石給自己的使命，就是國家的統一、獨立和複興（現代化）。但他麵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國家的統一，也就是安內的問題。
如何從大曆史的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的中國曆史？黃先生的觀察有些猶豫，判斷不太明快。他有一段總結性的話：“然則此時人民已受軍隊劫掠，索餉之士兵則由將官一聲叱吒而處死刑，此時此刻公私權利是否存在？若是蔣介石專製獨裁，則馮玉祥、閻錫山與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發言人？所以，曆史學家至此已別無他法，隻有如蔣廷黻之相信中國無從避免獨裁。蔣介石之作為可以在將來誘導出來一個民主體製，此刻卻不能立即成為民主。”
這段話有合理性，黃先生承認蔣介石作為獨裁者是曆史的產物，其實，蔣介石的反對派馮閻唐等人，也是獨裁者，傳統的政治生活並沒有根本改變，民主隻是在野者反對當權者時運用的現代術語。這是近代中國普遍的政治現象。關於蔣介石的獨裁和發展現代民主的關係，他用了一句很是模棱兩可的話，即“誘導”雲雲。我們很明白黃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說，蔣介石有一個以獨裁訓政走向民主的政治規劃和實踐，實在缺乏說服力。而如果說蔣介石的獨裁訓政和現代民主沒有關係，那麼蔣介石的繼承者蔣經國畢竟在台灣采取了走向現代民主製的重大步驟。雖然在蔣介石的理論體係（繼承孫中山的理論而來）中也存在過向現代民主轉型的觀念，例如還政於民，但始終沒有實踐，甚至隻是權術。蔣介石是務實的人，與孫中山的理想主義不同。所以，我們隻能就事實說話，他就是一個威權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