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末蓋有“張嘉趝”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後，標上“交通部來函”五字，刊於12月30日報末。
國民黨、國民政府本來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後，人們大都視之為文過飾非的官樣文章，不予采信，有關消息繼續流布。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黃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九龍失守，諸友好多未他遷。最後一批飛機兩架，一載航空公司職員，一[載]孔庸之夫人，攜家具五十六件，狗九條，而許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蔣公開單指令離港之陶希聖、陳濟棠、蔣伯誠等以及中委十餘人均不得乘（後知狗非孔氏物，乃機師所有）。（《黃炎培日記》，第7卷，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頁。）
括弧中的話顯係後來所加。黃炎培當時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黨，也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所不喜。如果不是情況屬實，他是不會隨意加上這一句話的。王芸生後來也采信了張嘉趝的解釋。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評《青年與政治》中寫道：
（本報）立言之意，全本愛國熱忱，闡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憑所聞，列舉一二事例，並非立論之中心，且關於飛機載狗之事，已經交通部張部長來函聲述，據確切查明係外籍機師所為，已嚴予申儆，箱籠等件是中央銀行的公物。本報既於上月三十日揭載於報，而此函又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負責文件，則社會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
王芸生不是一個屈服於壓力的人。當初，他敢於冒犯新聞檢查機關的“刪扣”，照原文發表社評；事後，他自然也不會輕易違心地承認官方的掩飾。
更重要的證據是宋慶齡1942年1月12日寫給宋子文的信件，中雲：
《大公報》發表了一篇言語中傷的社論來歡迎我們，指責我們帶了大批行李和7隻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從。事實是當時飛機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個人能帶幾件行李。這篇社論雖然用詞巧妙，沒有點名，但指的就是我們。我想對社論作出回應，但別人勸我應保持尊嚴和沉默。與此同時，謠言傳得很廣，也很快。藹齡姐說，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現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這些謠言了。
我沒能帶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無價文章，更別說我的狗和衣服了。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發現我隻帶了幾件舊衣服，那還是女仆燈火管製時黑底裏為我隨手抓來的。
對一個每天寫東西的人來說，我甚至連一支筆都沒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檔案館藏。此函多年來不為人所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張俊義第一個發現，並全文翻譯，見《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頁）
抗戰期間，孔祥熙一家在重慶上清寺範莊、南溫泉及化龍橋幾處均有公館，包括夫人宋藹齡、長女孔令儀、次女孔令偉等都住在重慶，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遜街有房產，因此宋藹齡有時也住在香港。宋藹齡有心髒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藹齡帶著孔令儀和管家趙惠芳自重慶到香港看病、治牙，適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離香港。12月9日中午12點，宋慶齡和宋藹齡同在香港機場候機，直到10日淩晨5點才同機離港。事前，宋慶齡靠了女仆的幫助，臨時抓了幾件衣服，同樣，宋藹齡等也不可能攜帶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攜帶幾條“洋狗”。宋慶齡到達重慶後又和宋藹齡等同時離開機場，暫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幾條“洋狗”運回孔府，她不會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認為《大公報》“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責是一種“言語中傷”，自然有力地說明，有關報道並不可靠，半是接機者的目擊，半是揣度。
關於“飛機運洋狗”一事，幾年前，宋氏家族的曹璿女士曾詢問當時還健在的孔令儀。孔也是同機離港者之一。據她說：“當時情況危急，香港到處風聲鶴唳，她們是最後一班飛機離港，連位子都沒有，行李也來不及拿。”關於那幾條“洋狗”，孔稱：“狗是屬於外國人的。是令偉在機場等她們時，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三隻狗都不是令偉的。”（曹璿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雖然事隔多年，孔令儀的回憶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上述回憶和宋慶齡事後給宋子文函所述大體一致。關於“狗”的主人是“外國人”，這一回憶也和張嘉趝函中所述一致。當日，孔二小姐的角色雖是接機，但人們熟知她平時愛狗，“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自然會被誤認為是從香港運狗的主人了。
以上說明，當年張嘉趝來函所述是事實，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來，幾乎所有相關的曆史著作都在繼續宣揚：香港危急之時，孔家搶運“洋狗”。以訛傳訛，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孔二小姐如何在機上持槍強迫其他“要人”為“洋狗”讓出位子，似乎作者當時在場一般。
新聞報道與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須高度真實，所述各事均需嚴謹地加以核查和考證。譽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惡，也不增不減。不能因為某某是正麵人物，就無根據地粉飾、溢美；也不能因為某某是反麵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醜。多年以來，人們從某種預設立場出發，對於揭露國民黨的資料常常未經核實就加以引用，因此錯訛就在所難免了。
四、昆明學潮平息，蔣介石和國民黨加強政治控製
飛機運洋狗事件發生時，正是中國抗戰發生重大轉機之際。
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次日，蔣介石在重慶邀請英、美駐華大使及武官，討論中、美、英、荷、澳五國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建議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同盟國首腦會議，討論全球反法西斯作戰戰略、設立聯合軍事參謀機構等重大問題。他雄心勃勃地夢想，在1942年年內擊敗日本。12月30日，羅斯福提議組織中國戰區。1942年1月初，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統帥，負責指揮中國、越南、泰國等地的同盟國部隊。當時，中國軍隊正在與進攻長沙的日軍鏖戰，遠征軍正在準備自雲南進入緬甸，支援英緬軍對日作戰。在這樣的時刻，昆明發生學生運動自然是不很相宜的。
1月5日，當聯大學生還在出版壁報、醞釀行動之際，聯大國民黨區分部書記、曆史係教授姚從吾即向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書記長趙澍報告，趙命調統室人員注意。6日晚，趙澍致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報告，聲稱學生行為，“顯係有組織策動”，要求朱轉告教育部長陳立夫，請示方針。朱於次日晚電複趙澍：“緬甸軍事重要，望速設法平息為要。”同時，由組織部人員致電聯大教授中的國民黨與三青團負責人姚從吾及陳雪屏，聲稱“校中學生對報載事件有所醞釀，係出誤會，請速勸導，萬勿擴大”。10日，朱家驊再電趙澍稱：“大敵當前，勝利第一。且南洋風雲日亟，滇省正在出擊之時，不容再有任何紛爭。”他要趙澍與姚從吾等商量，“鮨速設法使之平息”。陳立夫在接到朱家驊轉來的趙澍函電後，也急電聯大、雲大、中法、同濟四校負責人，要求他們“迅即製止”，同時要求朱家驊分電省黨部及各校黨部，共同防範製止，勿使擴大。
趙澍的對策之一是嚴密封鎖消息。學生遊行後，趙即命警察在全市範圍內撕去或塗去學生標語，禁止各報登載相關報道。對策之二是辟謠。香港失守後，昆明傳言很多。如：吳稚暉全家在港被困自殺；郭泰祺、王寵惠、王正廷等在港，或被俘，或自殺；陶希聖被日寇抓到後剝皮，等等。這些傳言，自然更加強了學生對孔祥熙以飛機運送“洋狗”一事的不滿。趙澍針對傳言，命黨部所屬雲南通訊社發表消息，說明吳稚暉、郭泰祺、王寵惠、王正廷等人“均安居重慶”。該消息發表後，部分學生的情緒趨於緩和。對策之三是宣揚湘北大捷，轉移學生視線。當時，中國軍隊在長沙地區頑強抗擊日軍，日軍被迫退卻，中國軍隊乘勢追擊、堵截，取得重大勝利。昆明學生準備以慶祝湘北大捷為名，繼續發動反孔遊行，趙澍即命省黨部於10日召集各界祝捷大會，轉移學生情緒。9日，昆明警備司令宋希濂到聯大報告。下午，學生從國民黨五屆九中的會議錄等資料中證實吳稚暉、郭泰祺果在重慶，形勢更趨緩和。10日，討孔運動委員會貼出布告，宣布解散。此前，部分學生曾指責趙澍及雲南社發布消息，為孔祥熙辯護，“別有作用”，“收孔祥熙賄賂15萬元”，甚至準備到雲南省黨部責問趙澍。至此，學生派出代表向雲南社記者致歉，倒孔運動平息。（以上俱見朱家驊檔案，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館藏檔案，301-01-06-050）《大公報》社評對郭泰祺的揭露，大體屬實。第二天，蔣介石即在九中全會上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宋子文繼任外交部長。（參見《王世傑日記》，1941年12月22日、23日。蔣介石曾在23日日記中指斥郭“真是小人之尤者”）昆明學生掀起倒孔高潮後，蔣介石曾考慮令孔辭職，但他又不願向學潮低頭。1月9日日記雲：“昆明聯大學生反對庸之，此事已成為普遍之風氣，不能不令辭去，但此時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在蔣介石看來，學潮的背後一定有複雜的政治背景。10日日記雲：“政客又想借《大公報》整頓政治一文，在各處運動風潮，推倒庸之，應以澹定處之。”這樣一想，令孔祥熙辭職的打算又打消了。11日，蔣介石反複思考，字斟句酌，在頭腦作痛中起草致昆明行營主任龍雲的電文，聲稱根據所得確切情報，日本軍閥及納粹國社黨，“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買無聊政客，陰謀以群眾運動，損害我國家威信，動搖我抗戰意誌，已非一日”。電報嚴厲指責昆明學生，“甘為賣國反動派利用，實為民族莫大之恥辱”，要求龍雲愷切曉諭，使之明了幕後陰謀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壞抗戰。電報最後嚴厲宣稱：“當地軍政當局，有維持後方治安之現任，應依照野戰治安法令，切實執行紀律，勿稍寬假。”（《事略稿本》，“國史館”，002－0601－0016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