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上午9點，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雷達給主編班學員上第五堂課《當代文學的社會位置》。到下午，形勢急轉直下，院方召開緊急會議，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張勝友代表中國作協宣布：
鑒於“非典”猖狂，蔓延迅速，主編班暫時停課，何時複課等候通知。學員去留自由，完全由個人決定。張勝友最後用濃重的閩西永定縣客家口音強調：
“這是一場瘟疫。”
於是，全班47個同學，有35人選擇回家；12人選擇留下。我是留守者之一。一是《福建文學》編輯部經費拮據，來去路費能省則省。二是萬一真得病了，不至於回去傳染家人和同事。
這邊，會議剛結束，天津已經專程來車接《小說月報》副主編董兆林、《散文》副主編劉雁兩位同學。他倆都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單位要求回去體檢並隔離觀察半個月——後來不少回去的同學都是同等待遇，說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真不該回去。接著，吉林省吉林市朝鮮族刊物《道拉吉》主編金紅蘭同學也坐車走了。
於是，留下來的12位同學與同樣不走的班主任高深老師等就在魯院大門、院內分別合影留念。馬上要告別的董兆林、任真、程紹武等同學也加入進來匆匆留影，匆匆辭行。
4月24日一大早，沒有吃早飯，《山東文學》副主編（今山東省作協副主席）許晨等已經往機場趕早班機回去了。而早飯後，本來要回蘭州的《西北軍事文學》主編任真發低燒，像感染“非典”的征兆，走不了了。一時間魯院上下如臨大敵，十分緊張。我則不當回事，走進301室看望任真，送雞蛋給他吃（盛傳吃雞蛋有助於提高免疫力）。而班主任高深已經坐在任真床頭，頗具大將之風。就這樣，我們留守同學還在上午送走了海口《天涯》副主編王雁翎、貴州畢節《高原文學》主編祿琴、北京《陽光》副主編劉俊（打的回家）。
4月24日下午，我們又先後送走了河南省《散文選刊》主編王劍冰和《小小說選刊》主編楊曉敏、河北省《散文百家》主編賈興安、吉林省《參花》主編王懷宇。下午，任真的燒退了，但走不了了，因為組織上已經把他的機票退了（改次日航班）。這邊，家在北京的《詩刊》總編室主任張新芝同學專門從家裏拿來體溫計，送高深老師、我、王曼玲、梁琴等留守師生一人一支。真算得上是禮輕情義重了。
4月25日，上午送走了湖北《長江文藝》副主編胡翔、新疆《綠原》主編曲近；下午送走了重慶《紅岩》主編劉陽和任真。
4月26日，上午送走了江蘇省《鍾山》主編傅曉紅、《雨花》主編薑琍敏、《青春》主編裴秋秋；廣東省《作品》副主編溫遠輝（今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安徽省《藝術界》主編孫敘倫……還有《山西文學》編輯部主任（今主編）魯順民、《人民日報》文藝部作品組長王玉芳、湖南省《母語》主編王靜怡、解放軍藝術學院唐韻等何時走的，我也不知道。轉眼之間，魯院人去樓空，讓人頓生“不思量，自難忘……無處話淒涼”的慨歎。我的日記這樣記載：
“（當天）下午，留校的學員我、馬青山、曹雷、盛丹雋、董立勃、郭文斌、張慶國、王童、馬寶山、梁琴、王曼玲（缺西藏的維色）由高深班主任和張曉峰老師（曹文軒教授的博士生）召集開會，選舉了新的班幹部。決定學員堅守魯院不出院門和不會客的紀律；決定‘五一’節出遊（後取消）及加餐，搞好留校生活。晚上，王童放映碟片《鬼子來了》及《我與鐵托》。前者由薑文主演及導演，很好。”
也是在4月26日子夜，央視“午夜聚焦”宣布，今起北京所有文化娛樂場所停止營業；北京所有學校放假，同時推遲暑假返校時間；對銀行流通的人民幣進行消毒等。同時聽說中央還準備將2003年高考時間推遲到下半年（後來如期舉行）。也是從2003年開始，全國高考從每年的7月7日至7月9日改為6月7日至6月9日。
而且，從4月21日起，北京每天定時播報新增感染“非典”的病員人數。
4月21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6例；
4月22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5例；
4月23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89例；
4月24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8例；
4月25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13例；
4月26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3例；
4月27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6例。
鑒於北京“非典”傳染嚴重，4月27日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就”防範原則：就地預防；就地治療；就地隔離。確保不輸出病人到全國各地去。也是從這一天，我們留守師生被一把大鎖鎖在魯院，吃住都在院內，禁止外出——就像關禁閉一樣。此時，全世界已有30個國家發生“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