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為獨立的學係，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麼的。次要的語言，就隻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係，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鍾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係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係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係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係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係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隻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係。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為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
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麵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為學係，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什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係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係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背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係的主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侖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隻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係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製。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隻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係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什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為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什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發雖白，心卻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功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才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什麼，他們就得教什麼；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係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係裏隻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