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的朝代
有人說，宋朝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不是嗎？在學術上，宋朝的理學是儒學的真正哲學化。在此以前，儒學中訓詁學占了很大比重，與哲學相關的內容雖不是沒有，但比起宋代理學來，那真可謂不可同日而語了。宋朝的史學碩果累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的地位，幾乎隻有《史記》才能相比。二十四史中有三史完成於宋代。宋人還編撰了唐、宋、五代三代會要和《通誌》，創立了史學著作“紀事本末”新體裁。宋代的文學成果豐盛。唐宋文章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代的詞在中國詩歌史上堪稱一絕。著名的四大書（《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篇帙浩大，是宋人編撰。
在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上，宋朝是學生在校人數最多的朝代之一，又是私人書院最興盛的朝代之一。宋代的出版事業十分興盛發達，除前麵述及的學術著作外，還有佛教的大藏經、道教的道藏，也在印刷發行。宋代的戲劇說唱藝術發展迅速，元雜劇、明清小說都是在此基礎上興盛起來的。宋代的科技事業也是成就異常輝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始於宋代。數學上的賈憲三角、物理學上的潮汐理論、天文學上的水運儀象台的製作，諸如此類，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在社會經濟上，市場衝破了局限，從而使都市的繁榮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國江南地區的開發，使糧食畝產量高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宋朝的銅、鐵、鉛、錫的年產量之高不但在中國古代史上空前絕後，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絕無僅有。宋代又是中國銅鐵幣鑄造最多的時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廣泛應用時期。
在國家政治製度上，宋朝開創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新體製，這種體製為明清兩代所效法，成為中國近古長期存在的一種國家製度。
如果不是限於篇幅，我們可以具體地、細致地講出許多宋朝的值得誇耀的事物，指出許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生動體現，來證明宋代處於中國古代史上的巔峰地位。
然而與上述意見並存的還有另一種見解，即認為宋朝是一個最腐敗無能的朝代，是一個令人感到恥辱的朝代，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朝代，是處於中國曆史上由興盛轉向衰落的轉折時期的朝代。
請看，在宋朝與鄰國交戰的記錄中，有幾次是以宋朝得勝為結局的？很少。宋朝打不過北方強大的契丹（遼），隻好給人家年年納貢。在遼朝被金朝占去大半領土之後，宋朝與遼朝的戰爭卻仍以宋朝的敗北為結果，以至宋朝不得不用大量資財從金人手中贖回燕京空城。宋朝打不過遼朝，或許可為之辯解說遼朝是個大國，情有可原，但黨項族建立的夏朝卻是隻有很少領土的小國，宋朝在對夏作戰中也是屢屢受挫，損兵折將，以致也要給夏朝年年輸送“賞賜”。再看南宋的對金作戰，紹興北伐、隆興北伐、開禧北伐，也是勝少敗多，有時簡直可算是敗得一塌糊塗。金朝即將被元朝滅掉時，宋軍去攻，居然還是吃敗仗。至於宋朝與蒙元的戰鬥，那就更加悲慘了。縱觀宋朝的軍事史，簡直可以說是一部充滿屈辱的曆史、一部不堪回首的曆史。
以上是宋朝的“弱”，人們給宋朝歸納的另一特點是“貧”。宋朝的“貧”不是一般的“貧”，而是民貧國也貧。人們講到一個朝代的盛衰，往往首先考察其墾田數。宋代墾田最高額僅為五百萬頃，這同盛唐時的一千四百萬頃相比，乃為三分之一強。關於民貧，當時無“國民收入值”指標，但宋朝士大夫連篇累牘的有關文字可作證明。兩宋經濟發展大抵以宋仁宗時期最穩定、興盛。宋仁宗時大臣富弼在奏疏中講：“天下民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者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他說百姓貧困，以致思亂，並非危言聳聽。在他之前，大臣賈昌朝講：“西夏不足慮，而民困為可憂。”在他之後，大臣範鎮講：“朝廷之憂不在邊陲，而在冗兵與窮民也。”思想家李覯也道：“輟衣止食，十室九空”，“不為盜賊將何適也”。事實上兩宋局部地區的農民暴動從開國到滅亡大抵從未停止過。南宋文學家陸遊的呼籲：“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應該說代表了宋代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至於宋朝的國貧，那就更加明顯。在存留至今的宋朝財政年收支總數中，支大於收和支收相抵者遠遠多於收大於支的年度。在主持過財計的人（如蔡襄、蘇轍、張方平等）的文集中，都可見到有關財政吃緊的文字。這種財政的緊張狀態，使宋朝君臣產生了過分注重財計的心理。北宋文人晁補之上書抨擊道：“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連百官的優劣也以能否斂到錢來區分。南宋時因國貧而濫印紙幣，到後來，紙幣發行量競達十幾億貫，一貫紙幣買不到一雙草鞋。此外，宋朝官僚機構效事之差、許多製度有文無實，人材埋沒之嚴重，繁文縟節等等，在中國古代各朝中恐怕也堪稱“之最”。清人顧炎武講：“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製，殊不足言。”近人錢穆講：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今人柏楊講：宋朝“立國精神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等等。他們所講，或非過甚。
所以，了解宋朝曆史，既應知其值得讚譽之點，也應知其應當痛惜之處，不然就易流於片麵。筆者擬在下麵的篇章裏，既講好話，也講歹話，實事求是地為諸位揭示宋朝曆史的各個側麵。
黃袍加身
後周世宗柴榮率軍北征契丹，一路順風，連克瀛、鄞、寧等州，正準備直搗幽燕、複唐舊疆之時，忽然病倒。回到東京，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他的兒子僅有七歲，即皇帝位，乃是後周恭帝。不久，消息傳來，北漢聯結契丹，出重兵入侵後周。後周朝廷決定，派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軍出征禦敵。
趙匡胤率軍出發，當夜駐軍於離東京四十裏的陳橋驛。第二天天沒亮，軍隊就發生嘩變。人們吵吵嚷嚷地來到趙匡胤的寢所，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進去把尚在熟睡的趙匡胤叫起。趙匡胤出來一看：軍隊的官兵全都槍在握、刀出鞘，儼然像是要同誰廝殺。有人對著趙匡胤高聲喝喊：“願請都點檢為我們作主，都點檢應當作天子。”趙匡胤還未來得及表態，有人便將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接著周圍的官兵全都呼啦一下跪倒行禮，三呼萬歲。然後七手八腳把趙匡胤扶上馬，大軍掉頭向東京進發。趙匡胤回到東京，徑回自己府第。眾軍將把宰相範質等人找來，趙匡胤見到範質等人，痛哭流涕地講：“發生了這種事，真是上對不住天，下對不住地，也對不起死去的世宗啊。”範質等還沒張嘴，有個名叫羅彥壤的軍官按劍厲聲喝道：“我們軍隊須有人作主，今日務必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天子。”範質等人麵麵相覷，最後隻好給趙匡胤下拜行君臣之禮。於是，由範質等人出麵，組織了周恭帝禪位給趙匡胤（即宋太祖）的盛大典禮。宋朝的曆史由此開端。
當然，以上關於此次政變的記述是按照宋朝史官的記載敘述的，後人對此種記述提出了疑問：這次政變是偶然發生還是蓄謀已久的。官修史書強調其偶發性，但有些情況卻令人起疑。如《邵氏見聞錄》載趙匡胤受命率軍出征未行時，“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京師百姓如何預先得知趙匡胤要作皇帝呢？又如前述趙匡胤推辭之際，巳有人將黃袍加於其身，那麼，此必須皇帝才能服用的黃袍又是何人預先準備？且事變發生前後，除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記載中也未言其有反抗表示）被殺外，在京駐軍將領竟全無持異議者。實在令人難以思議。顯然，這次事變很可能是蓄謀已久、組織嚴密的。當然，也有認為主謀是趙光義和趙普，趙匡胤對此不甚知曉，不過這隻是一種估計，也難得到充分證實。
宋太祖通過政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政權，被一些人看作是不太光彩的事。這是否妥當，且不去管它，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宋太祖這個人，乃是一位極了不起的英雄。宋太祖出身於一位軍官的家庭，年輕的時候，其父趙宏殷在後漢劉氏的親軍中作頂著刺史頭銜的中級指揮官。宋太祖不願在父親的羽翼下過安定日子，毅然出走，獨自去闖天下。他先後到過隴西、湖北等地，幾受挫折。最後投到駐守河北的大將郭威門下，才逐漸得到賞識。後周取代後漢，趙匡胤在跟隨周世宗南征北戰的過程中屢建奇勳，最出色的是他在隨周世宗征北漢時，率手下兩千名士兵奮力衝殺，不但救世宗於險境，而且使整個戰局扭敗為勝。由於他智勇雙全，戰無不克，年方三十，就晉升為節度使，這在當時是非常的殊榮。他父親在軍隊中混了一輩子也沒撈到節度使的官，此時也在後周軍中服役，級別反而低於趙匡胤。宋太祖憑著自己的努力，從普通的軍校，到後來成為後周職位最高的將領，這一奮鬥過程充分說明了他的品格和才能都是異乎常人的。宋太祖當了皇帝以後，緊緊抓住唐、五代“亂由兵起”的禍根，由許多方麵進行改革，從而使持續近百年的動蕩不安的局勢得到扭轉。這是宋太祖第二個超乎前人之上的了不起之處。
宋太祖在位期間，除平定了後周殘餘勢力的反抗外，又先後掃蕩了南唐、南漢、後蜀、吳越、閩、荊湖等割據勢力。兵鋒所向，大體勢如破竹。這些軍事上的勝利，使宋太祖在位期間的軍事形勢和宋太宗即位以後直到北宋末年的形勢造成鮮明對照。宋太祖的赫赫戰功也使他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形象大為增色。
宋太祖還有許多勝過一般君主甚至勝過一般開國君主的地方。例如他不殺功臣、不殺成為俘虜的前割據政權的君主，對曾因忠於舊主而傷害過自己的大臣、將軍如範質、曹彬等都委以重任，對在外統兵的將領從不輕易猜忌，顯示出他的大度。又例如，他很好地通過嚴懲贓吏而整頓了吏治，使中唐、五代以來吏治混亂的狀況得到根本扭轉。我們這裏不想一一羅列，隻想舉一件事例，或許它可使人對宋太祖的才識有進一步的了解。
開寶九年(976)，宋太祖來到西京洛陽，他向臣下們講了想遷都到洛陽的想法。不過遭到包括禦弟趙光義在內的許多大臣的反對，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漕運不便，二是遷都生事擾民。但太祖仍堅持要遷都，禦弟趙光義親自來勸，太祖才講明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原來他是想在遷都洛陽之後再遷都長安，“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後來，太祖認清眾意難違，決定放棄遷都念頭，但仍憂心忡忡地說：“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不管遷都之事誰是誰非，宋太祖對冗兵之費的憂慮是極有預見性的。如果我們了解到兩宋軍費問題的嚴重，回過頭來再思索太祖的想法，就會感覺到他的憂慮是何等的深遠。
總之，古人將“唐宗”與“宋祖”並列，決非虛妄。宋太祖趙匡胤實是可與唐太宗李世民並列的中國古代賢明有為的傑出君主。
“杯酒釋兵權”的是與非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幾乎是無人不曉的。當然，大都是僅知其梗概：宋太祖作了皇帝之後，有一天把握有兵權的大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人請來飲酒，酒酣，宋太祖忽對眾人說：“我覺得當皇帝太難了，常常整宿睡不著覺。”眾人問其緣故，宋太祖說：“隻因想當皇帝的人太多了。”石守信等人嚇壞了，忙不迭地說：“我們絕不敢有非分想法。”宋太祖卻講：“你們雖無此心，但難保你們的部下都沒有野心。如果有一天有人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即使你們不想當皇帝恐怕也不行了。”石守信等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以為宋太祖要對他們下手了，一齊哭著對宋太祖說：“請皇上給我們指條生路。”宋太祖於是說：“人生如白駒過隙，你們辛苦半生，何不釋去兵權，選擇好田好房子買下來，再多買些歌兒舞女，和兒孫們快快樂樂地過舒心日子呢？你們不統兵，我對你們便無猜疑，咱們君臣之間永遠相安無事，豈不兩全齊美嗎？”石守信等人聽了跪倒磕頭稱謝。第二天，眾人都打報告請求解除兵權。宋太祖一一批準，另給無兵權的高官，賞了很多金銀財寶。多數人對“杯酒釋兵權”的了解，大致不過如此而已。
但是有些治史者卻不滿足於此，他們對此事作了更深、更細的考察研究，於是提出一大堆疑問：首先，最早記述此事的書籍，都是當時人的筆記，如丁謂《談錄》、王曾《筆錄》、司馬光《紀聞》等，而官修的《太祖實錄》、《三朝國史》等卻全無記載。宋人筆記史料來源大體是道聽途說，對於其中所述，有些不可不信，有些全然不可憑信，有些則真偽參半。那麼此則記述究竟可靠程度如何呢？難免其說不一。其次，北宋人筆記記述此事，均未說明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南宋李燾編《長編》時，把此事係於建隆二年七月，然而人們發現此年六月宋太祖的母親剛剛去世，依照禮法，宋太祖在新喪時是不能主持或參加酒宴的。又有史料證明，宋人筆記中提到的幾位握有兵權的大將解除兵權的時間前後相差較遠，即不是同時解除兵權的，而掌有軍權的石守信、韓重斌、劉延讓等都是在建隆二年以後才被解除兵權的。再次，宋人筆記中對於“釋兵權”所釋為何種兵權的記述也互相矛盾，一說所釋為所有的兵權，一說所釋者僅為殿前、侍衛兩軍（即皇帝近衛軍）的兵權，事實上此後上麵述及的有幾位將軍到外地任節度使仍有軍權。
不管宋人筆記中有關“杯酒釋兵權”一事的記述有多少不可靠的成分。宋太祖抓住控製兵權這一環節來鞏固和加強自己新創王朝的統治地位，確是史有其事的。這個過程是頗為複雜的，宋人筆記所述大約是把這個過程簡單化、戲劇化了，作了某些文學加工。宋太祖自己是從殿前侍衛軍首領地位爬上皇帝寶座的，所以對殿前侍衛軍兵權就特別留意。采取的措施乃是把原來統率殿前、侍衛兩軍的屢立功勳大將陸續調離，換上一些資曆淺、易於控製的人擔任其首領。鑒於唐代出現藩鎮割據的曆史教訓，宋太祖又有步驟地削減所謂節鎮官（節度使、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的權力。先是逐步地將節鎮使等的權力限製在所駐州府之內，即取消所謂“支郡”，使節度等使的管轄區大大縮小。又在有節鎮官的州設通判，讓通判負責本州的行政與財政事務。然後又派文官去擔任重要縣的知縣，派所謂監當官去負責稅收。這樣就把節鎮官的權力限製在軍事一個方麵。最後宋太祖又下令增設專管軍隊的總管、鈐轄等，於是除了少數受朝廷委托者之外，一般節鎮官都成了徒有其名的空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