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複興
商人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或者說在商鞅變法以後）即遭受厄運。曆朝既執行重農抑商的方針，對商人有歧視、打擊的政策。移民時先移商人，征稅時重征商稅，還不許商人穿好的服裝，把商人人另冊——市籍，諸如此類，他們簡直被視為賤民，低人一等。宋代此種情況頗有改觀，商人的地位有明顯上升。
首先，宋以前不準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宋代不但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甚至還允許商人中“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參加考試，文籍且記載有人曾經商又科舉中第的實例，如《夷堅丁誌》中的黃安道。其次，宋以前的商人服裝，就製度而言隻許著皂白二色，宋太宗時解除此項限製，又規定“今後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再者，史籍記載，宋代製定有關商業的法令，常常召集商人共議，例如鹽鐵使陳恕就曾召茶商議茶法。這種情況也是前代所無。最後，宋代不時公開賣官鬻爵，不少商人因此得到官爵。這些都直接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還有一些情況可以間接地反映商人地位的提高。例如與商人通婚的士大夫、貴族為數頗不少。時人丁騭上奏抨擊新科進士論財娶妻，言及“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宋文鑒》卷六十一）。可知新科進士被商人招為女婿者有之。洪邁記與他同時的宰相留正、吏部侍郎諸葛廷與泉州商人王元懋結為姻家，則大臣與商人聯姻者也有之。商人們往往還同宗室、外戚聯姻。茶商馬季良就與外戚劉美聯姻。宋哲宗時，京師富商帽子田家娶了“十縣主，每五千貫買一個”（《長編》卷四七二）。宋徽宗時，京師富商大桶張家競娶了三十餘位縣主，又超過了帽子田家。朱動之父富商朱衝與帝族結姻的事更為人們所熟知。有些商人竟直接同皇帝本人聯親。如宋徽宗的鄭後、宋高宗的吳後以及宋太宗的孫貴妃，都是出自商人之家。
與商人地位提高的社會現實相呼應，在輿論上也出現了反抑商的潮流。人們首先對妨礙商人經營的鹽茶等法提出批評，指責其“網利太密”，“取利過細”，是霸政而不是王政。之後，又有歐陽修等鼓吹“官商分利”，他們公開主張國家應與商人共同瓜分鹽茶礬等國家專賣商品的壟斷利潤。
與此同時，公開明確地反抑商言論也出現了。著名政治家範仲淹寫了《四民詩》，士、農、工、商各一首，在《商》詩中，他為商人鳴不平道：“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並為商人辯白，指出那種認為商人敗壞社會風氣的作法是不對的，真正敗壞社會風氣是權貴。北宋末、南宋初人鄭至道提出百姓自古即分為士、農、工、商四民，士讀書明理管事為業，農以耕稱為業，工以製作器物為業，商以貿通有無為業，“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隻有四民之外不務正業者，才應稱之為“浮浪遊手之民”。他的話使商人重新回到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為四民之一，這原本是早期儒家的觀點，後世的儒者接受了管商學派的重本抑末觀點，競把自家經典中商為四民之一的話淡忘了。思想家葉適也是依據儒家經典的話為根據反對抑商，他說：“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序目》）講“抑末厚本”是歪論，這恐怕隻有宋人才敢講。
為什麼宋人公開反抑商言論呢？是否說明宋代商人勢力已非常強大，即將走上政治舞台、組成像西方中世紀的“第三等級”呢？顯然不是的。宋代商業較前代有較大發展，在市場方麵可稱是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是總的說，商人還沒有控製生產，他們的經濟實力遠沒有達到左右整個社會的地步。宋代工商業者的人數在全部社會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不大的，汴京號稱居民百萬家，而工商、服務業者加在一起不過一萬五千餘戶，比在京的八品官員數量還要少。工商業者雖有時可以議政，但是他們在管理國家、城市等方麵仍處於完全無權的地位。官方之所以允許一些人替商人說話，並不是畏懼商人的勢力，而是想利用他們的力量。
正如前引歐陽修所指明的，宋王朝要想通過禁榷製度聚財斂財，非有商人合作就不能成事。因為曆史證明，官府直接經營商業是弊病極多的。明智的辦法，是將禁榷品產運銷中困難的、經營性強的環節和部分交由商人代辦，而將禁榷利潤的一部分也交給這些商人，官府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唐代劉晏變革鹽法，正是成功地貫徹了這樣的意圖。此外，宋代在邊境駐紮大量軍隊，軍需供應中有相當部分也要靠商人人中（在邊境繳納實物、到內地索取報酬）解決。因此，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權者可能看到：在宋代，商人與國家的關係同前代相比已發生了變化，商人對國家不再是光有害處，相反，國家的許多事務都要依靠商人，他們是有功於國家的。對於這樣一個“有功之臣”，像過去那樣一味地壓製、歧視，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紙的大顯神通
南宋人宋伯仁《楮先生》詩，詠道：“先生邂逅龍亭（蔡倫封龍亭侯）目，多少雲仍滿世間。千古典謨文猶記，九流毫發事相關。代庖阿堵名尤重，製甲防邊職未閑。隻與道人為鶴帳，始能清夢繞湖山。”所謂楮先生，即指紙，唐宋造紙多以楮皮，韓愈撰《毛穎傳》以楮先生代紙，楮先生遂為紙之代名詞。詩中言及紙的四種功用，即印書、印紙幣、製紙甲、製紙帳，此外詩中又言“九流毫發事相關”，則又兼顧了上述四種以外的其他功用。
紙在宋代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頗不尋常的。宋以前雖早就有造紙技術，但大規模的印刷書籍是始於宋代。宋代三百年中究竟印製了多少書籍，恐怕不易精確統計，但不用說，那肯定是個天文數字。就拿大部頭來講，佛藏、道藏、史書、經書、醫書及諸子百家，見於記載在宋代印製者似就要以十萬百萬卷計。有些大部頭的書還要反複印刷（例如佛經），有的同一種書則在不同地點同時印刷。除了正式的書籍之外，宋代還有大批的公文也都印刷頒行。《編敕》、《敕令格式》、《條法事類》等每隔幾年就要修訂一次刊印頒下，而它們照例也都是部帙浩大的。總之，是造紙業支撐著印刷業，不然，出版業也沒有那麼發達了。
印刷楮幣的功用是前代所沒有的。宋代的楮幣是“大票子”，長寬各一尺有餘，每界的發行量少則百萬張，多則千萬以上，紙的質量當然是最好的，每隔若幹年就要收舊易新。楮幣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鈔引，其數量也不比楮幣少。崇寧元年(1102)，有一次就令河中府等處造解鹽鈔紙六百八十四萬張，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又有度牒、官告等，它們都需要耗用大量的紙張。
說到紙甲（又稱紙鎧），前代已有之，然數量似不如宋代多。康定元年(1040)“詔淮南江浙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三萬紙甲，其數量是何等巨大。宋代還流行紙衣，蘇易簡《文房四譜》載：“山居者常以紙為衣，蓋遵釋氏雲，不衣蠶口衣也。然服甚暖，衣者不出十年，麵黃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他還記述了“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陰幹，用箭杆橫卷而順蹙”。他說歙州、池州一帶還有專門生產用以縫製紙衣的原料紙——“紙衣段”的工匠。他講穿紙衣是受了佛教的影響是有根據的，據說唐代宗時就有和尚號稱“紙衣禪師”。但宋代著名道士甄樓真卻也是“衣紙衣臥磚塌而卒”。另外，宋代貧寒者也時有衣紙衣事。例如宋太宗時廉吏郭元振任知白州，清苦厲節，愛惜民力，啜菽飲水，縫紙為衣，受到官方嘉獎。王安石曾講邊方士卒生活艱苦，有“衣紙而擐甲者”。有的地方官賑濟貧民時也有製紙衣頒發事。說明紙衣常用以解決貧寒者的困難。當然，紙衣後代似不多見，紙能用以製衣當較為結實，不然連半日也穿不住就不會有人再穿了。對此，筆者思索再三，不得答案，推想起來或許當時紙內含絲綿或其他纖維質成分較多吧？
宋伯仁講到紙可用來製道士的鶴帳，宋人朱敦儒《鷓鴣天》詞中也有“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的句子，可見道士用紙帳頗為普遍。然而宋代用紙帳的不止道士。蘇軾《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中講到他的一位同鄉作了僧人“自言久客忘鄉井，隻有彌勒為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可知和尚也用紙帳。他們用紙帳，取其清雅，士大夫崇尚清雅者也多用紙帳，於是便常有“紙帳梅花歸夢覺”（辛棄疾句）“紙帳白如雪”（文天祥句）之類的句子入詩詞。《遵生八箋》載有紙帳製法：“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縐紋。不用糊，以線拆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為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紙帳近世雖沒有，似尚不足為奇，宋代還有紙被（又稱紙衾），則頗令今人詫異。宋代詩文中頗有些因互相饋遺紙被而作者，李新有《謝王司戶惠紙被》，劉子翠有《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陸遊有《寄謝朱文紙被詩》，謝枋得有《謝張四居士惠紙衾》等，說明紙被時時被用作禮品。士大夫們用紙被，大約也是取其清雅。故謝枋得謝友人贈紙衾寫道，“雅誌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壑之懷”雲雲。今人看來以紙製被必不暖，但陸遊卻有“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暖子綿”的句子。真德秀有《楮衾銘》內言“一衾萬錢，得之昌繇。不有此君，凍者成丘”。也提到紙被有禦寒的功能。真氏此銘言及紙被可濟寒者，貧寒者用紙被自與士大夫們追求高雅的本質不同。據《繁盛錄》、《四明誌》等記載，官方和私人都在雪寒季節救濟窮人紙被的舉措。士大夫們遇一時困窘，“初寒無衾”，也有“買紙被以紓急”（《章泉稿》四）者。
紙被、紙衣等並不是士大夫必用的，而箋紙、彩箋卻是他們離不開的。紙、彩箋以蜀．吳越兩地區所產最為聞名，蜀箋與吳箋爭奇鬥妍，幾乎平分秋色。彩箋一般有底色、有花紋、有淡淡的圖畫，四周有精美的砑花。花紋或為花木，或為蟲鳥，或為文物形，皆因時之宜。有的十色為一套，有的原料中攙有香料，芳香四溢，有的還飾有金銀箔花，極盡奢華。
紙在宋代應用的廣泛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某些用途似乎對今人來說是難以思議的，或許可說仍是個謎。
以茶易馬遺事
翻看宋朝與遼夏金蒙元的戰爭史，或會發現：宋軍在裝備上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欠缺，便是戰馬過少。因此，不少重大戰役的敗北都與此有關。
宋仁宗時，擔任過專門管理馬政的群牧使的宋祁講：“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宋神宗也曾對王安石抱怨說：“今馬軍多不精，一營（三五百人）或止有數十匹馬。”南宋時期國力衰弱，戰馬的缺乏自又比北宋時嚴重。相比之下，遼夏金蒙元的戰馬卻配備充足，因為它們大都是以畜牧為主業的。遼朝軍製是正軍一名配馬三匹，其盛時在冊戰馬達百萬匹以上。金朝南遷後（世宗時）在籍戰馬有四十七萬匹（宋朝最多時有二十萬匹）。蒙元出軍之時，往往“有騎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對立雙方一方是三人合不上一匹馬，一方是一人三匹以上的馬，差距是何等懸殊！
然而戰馬又是當時最重要的軍事裝置，其地位與現在的坦克、裝甲車略相當。南宋初任過宰相的呂頤浩講，在平原上作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這是不算誇張的。遼夏金蒙元的鐵騎，使宋軍將領感到十分頭疼，兩翼包抄的拐子馬，更使宋軍談虎色變。宋人也曉得騎兵重要。宋仁宗令人編撰的《武經總要》內，專列“用騎”一節，對騎兵在戰鬥中的地位和如何恰當使用騎兵都有精當論述。據記載，宋軍著名將領狄青就善用騎兵。朝廷令他去討伐儂智高，他便堅持要從西北前線調精銳騎兵參戰，結果在決戰關頭騎兵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