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葑田看人口問題
宋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北方人當了蘇州某縣的知縣，上任第一天剛上堂坐定，忽有人手拿狀紙前來告狀，問他告什麼狀，答稱昨夜有人偷去若幹畝田。知縣聞聽大怒，以為是刁民故意戲弄自己，急令手下差役將其捆起來，關進牢房。事後手下偷偷告訴知縣，告狀者並非刁民，所言乃是實情。原來蘇州太湖水麵上有一種葑田，又稱架田。它是以木材為框架，以水草根莖為底墊，上麵鋪一層土，漂浮於湖麵上的一種特殊的田。這種田一般麵積不很大，可以用篙像船一樣撐來撐去在水麵上行走。夜間主人不在，葑田被別人偷偷撐走，這在當地並非什麼新鮮事。葑田不止蘇州有，兩浙地區都有，陸遊《入蜀記》卷四記述長江中下遊江麵上也有這種葑田。北宋詩人林逋作有《葑田詩》：“淤泥肥黑稻秧青，闊蓋深流旋旋生，擬倩湖君書版籍，水仙今佃老農耕。”這種葑田既在湖君、水仙的版籍之上，其最大的優越性就在於可以免除稅租。所以，它實際是無田產貧困者尋求到的一條生路。
葑田的存在還反映一個問題，那就是江浙地區人多地少。除了在水麵上開辟葑田之外，江浙地區還普遍地將沼澤改造為田，沼澤用完了，就圍湖造田，圍湖造田的結果引起環境失衡，成為當時引起爭議的社會問題。圍湖遭到禁止，人們就去築堤圍海造田，稱塗田，去開墾沙灘地，稱海沙田。與浙江相鄰的福建也是人多地少，但地勢高而多山，人們便去鑿山建梯田，詩人朱服詠道：“水無一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盡力耕”，即講泉州開墾梯田的情況。
人們如果把江浙閩一帶（還應加上四川的成都附近）的類似情況作為宋代農業耕墾的一般情況，就會得出“地無寸土不為用”的結論，似乎是不但全部可耕地被墾植，而且許多不可耕地也被改造成為可耕地，完全實現了“地無曠土”了。實則非如此，還有另一種情況，北宋時以京西為最典型，南宋時以京西、湖北、淮南為最典型。北宋時期“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歐陽修《通進司上書》）。“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裏，農夫逃避，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蘇轍《應詔集·進策》）。南宋時期，“淮楚荊襄與夫湖廣間沃野綿亙不知幾千裏，然禾黍之地鞠為蒿萊，肥饒之壤蕩為荒穢”（《客亭類稿·墾田》）。顯然，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在一些地區還存在大片無人墾耕的荒地。也就是說，一方麵是大麵積荒地的存在，另一方麵是見縫插針地利用，連水麵也被用來種莊稼，這兩種矛盾的現象不和諧地同時存在於宋朝版圖之內。
上述兩種土地開墾情況無疑是同人口分布不均勻相聯係的，土地充分得到利用的地區人口是密集的，而土地荒蕪的地區人口是稀疏的。例如據統計北宋崇寧元年(1102)京西南每平方公裏隻有九人，而兩浙路每平方公裏卻有三十七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密度最大的成都府路五十七八人，江浙地區三十人，而京西南二人，淮南西八人，湖北七人，故南宋人稱“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移民之事，想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讓當大官的率先移民更是蘇軾的天真幻想。所以，兩宋盡管議論移民者不少，移民大體並未實行。除了上述被人為地荒蕪的土地之外，宋代川南、湘西、廣南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也是人口密度相對稀疏地區，但是當時人認為那些地方都是“煙瘴之地”，去那些地方會讓人送命的，很少人願意去。因此，兩宋人口分布“偏聚而不均”的傾向始終存在。
除了分布不均之外，宋代在人口方麵還存在一個明顯問題，那就是戶數多、人口少。根據記載，宋代在籍戶數最多時曾達二千九百萬（一說二千零二十六萬），但是最高在籍口數卻隻有四千五百三十二萬，每戶平均隻有不足二人，這在當時的社會來說簡直令人難以想象。而且，按在籍戶數算，宋代超過漢唐一倍；按在籍口數算，宋代又遠遠比不上漢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許多研究者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於是有在籍口數僅為男丁（即不含女口）之說。這種說法不算沒有道理，但卻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疑點，即宋代戶多口少這一現象在北宋末和南宋時就已有人（如著名史學家李心傳）發現，但是宋人卻沒有講到女口問題。究竟怎樣解答宋代在籍戶數多、人口數少這一問題，似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依據宋代在籍戶數最高額二千九百萬，按每戶四人計，推斷宋代有一億一千六百萬人口。這比見諸記載的官方統計數四千五百三十二萬多了一倍半有餘，是否可信，是很令人懷疑的。
不同種類的節日
初讀《宋史》的人，往往被眾多的“節”所困惑，宋人稱為“節”的日子不下五六十，確實有點使人眼花繚亂。然而宋代的“節”雖多，大體不外三類：一是皇帝、垂簾聽政太後的生日，統稱誕聖節；二是與天書．聖祖、帝君等有關的節，都是宋真宗、徽宗創建的；三是傳統節日。
宋代皇帝的生日稱為節，自太祖至度宗依次為長春節、乾明節（後改為壽寧節）、承天節、乾元節、壽聖節、同天節、興龍節、天寧節、天祜節（後改為瑞慶節）、天基節、乾會節，垂簾太後的生日也稱節，計有長寧節（章獻後）、坤成節（宣仁後）、壽慶節（慈明後）、壽崇節（壽和後）。
皇帝生日在官場上是個重要節日，宮廷裏照例舉行盛大的祝壽活動，其程序主要有：誕聖節前一個月在各地佛寺建祝聖壽道場，北宋時京師是在大相國寺，南宋時行都是在明慶寺，請僧人作法事（宋徽宗時，除在寺院建佛教道場外，又在各地神霄玉清官觀建道教道場）。宰相率文臣、樞密使率武臣分批到建道場處焚香。到了誕聖節那一天，龐大的樂隊高奏祝壽曲，然後各地和僧道代表、少數民族代表、外國使者進獻貢品。賀壽之後舉行盛大宴會，說來有趣，宋代相沿成例，都是以教坊藝人學百禽之鳴作為宴會序曲。宴會過程中，藝人要表演雜劇、百戲，還有軍卒表演擊球，這擊球據說很像近代的足球，雙方各有隊員十餘人，還有球門，不過球門不是一隊一個，而是球場中央共設一門。酒共九巡，節目分九場，以圖九九之吉。出家人的剃度受戒和紫衣師號的頒給，也安排在這一天，大約是想討好以求延壽的。京師之外，各府州縣也舉行類似活動。有些州郡還召集舞女數十跳祝壽舞，組成“天下太平”等吉祥圖案。垂簾太後的生日，慶祝活動與誕聖節相近，有時規模更大。
宋真宗搞天書降、聖祖降，立有天慶等五節。天慶節，正月三日，大中祥符元年立，為天書初降日。天貺節，六月六日，大中祥符四年立，天書降於泰山日。先天節，大中祥符五年立，七月一日，聖祖後唐天成元年初降日。降聖節，十月二十四日，建立日期與先天節同，聖祖降內廷延思殿日。天禎（後避仁宗諱，改禎為祺）節，四月一日，天禧元年立，天書降內廷功德閣日。
宋徽宗尊崇道教，立天應等五節。天應節，十一月五日，政和四年立，徽宗親祀途中見到天神示現之日。貞元節，二月十五日，重和元年立，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老子）生日。寧貺節，五月十二日，政和元年立，徽宗祭方丘又見天神之日。元成節，八月九日，重和元年立，青華帝君生日。天符節，十月二十五日，宣和元年立，徽宗親自布道日。徽宗在如上五節之後又立一節，與道教關係較小，即開基節，宣和二年立，即太祖登基作皇帝之日。宋高宗即位後，在輿論壓力下宣布廢除天應諸節，單獨保留了天基節。天基節本是趙宋王朝創立紀念日，在宋代卻始終未受特別重視。或許可以證明當時人與近代人的觀念存在著很大差異。
天慶、天應等十節，主要是官方舉行活動，無非是作道場、焚香禮拜等，與百姓關係不大。
以上兩類大體是官方的節日，百姓不甚重視，百姓重視的是第三類節日，即傳統節日，其中又最重視元日（陰曆正月初一）、寒食、冬至三大節。元日為一歲之首，其受重視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宋代元日與前代相比沒有太多分別，飲宴之餘，拜年是最重要的活動。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發明了火藥，於是有了裝藥爆竹和煙火，給節日增加了歡樂氣氛。除夕夜的驅儺也頗具特色，京師裏官方組成一支一千多人的驅儺“大軍”，一律戴假麵具、著各類盔甲，手執金槍銀戟雕劍大刀及五色旗幟，有扮鍾馗者，有扮天神者，有扮天將者，有扮六丁六甲、判官小鬼、灶君、土地、門神者，鼓號震震，由皇宮出發，繞城一周，將“妖魔”逐出城外，頗有點像近代西方狂歡節的狂歡隊伍。百姓大戶也有組織驅儺隊伍者。外路州縣大體仿效。這實是時人的一點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