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種種
1991年春，某國際學術考察團體在泉州晉江縣華表山發現宋末摩尼石雕像，此像散發披肩，高1.52米，寬0.83米。他們在那裏還看到了全世界僅存的一塊摩尼教碑文。這消息在國內外產生了不小的震動，摩尼教一時又成了學界的熱門話題。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創立的，今天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中世紀，它曾廣泛地流行於中東、北非、歐洲及中國等地，擁有眾多的信徒。它在唐代以前就流人中國，在唐代一度得到官方的承認，唐武宗以後，又遭官方禁絕，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銷聲匿跡。到北宋中期，摩尼教又悄悄地隨著國際貿易的商船來到中國福建地區，又從福建流行到浙江、江南地區。北宋末年及南宋前期，摩尼教在上述地區的傳播極盛。
這裏又牽扯到一樁曆史公案：方臘農民暴動究竟同摩尼教有怎樣的聯係？方臘農民暴動發生、擴展的地區有摩尼教流行，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參加方臘農民軍的農民中有信奉摩尼教的，這也是沒有疑義。有記載說，方臘起事後，“其徒（摩尼教信奉者）處處相煽而起”，響應暴動，這也是可信的。宋朝官方幾乎在派兵鎮壓方臘暴動的同時，頒布了取締摩尼教齋堂（聚眾進行宗教活動的地點）、禁止夜間進行宗教活動（據記載摩尼教徒往往夜聚曉散）等命令，也說明方臘暴動與摩尼教有某種聯係。這些都不是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在於，方臘本人是不是信奉摩尼教的，他在發動和組織暴動的過程中是否借用了摩尼教的力量，他統帥的農民軍是否依摩尼教教規組織？
說到農民暴動利用宗教，人們便自然想到漢代的張角、張道陵。他們利用太平道、五鬥米教發動和組織了黃巾軍等。也有宋人認為摩尼教徒是張角、張道陵的後繼者，不過除了對摩尼教不了解外，主要是看到教徒間講究互助與太平道、五鬥米教有些相似罷了。他們並未言及方臘利用摩尼教發動、組織暴動的事。有人看到方臘農民軍首領有稱“魔王”、“太子”等，便聯係到摩尼教，認為“魔王”即是“摩王”，又摩尼教經書上講摩尼曾為太子。如此聯係，使人感到有些牽強。當然，不少史籍都記載方臘曾以“左道惑人”，但他的“左道”是否就是摩尼教，卻找不到證據。有人則根據溫州、台州摩尼教最盛行，卻沒有爆發農民暴動，來說明方臘農民暴動同摩尼教沒有直接聯係。這種說法也似嫌武斷。總之，方臘農民軍同摩尼教的聯係問題還是個尚待進一步搞清的問題。
不管方臘暴動是否利用了摩尼教，宋朝的許多士大夫都感到它的廣泛流行對社會安定構成了威脅。當時不少士大夫建議，要求取締摩尼教，其中也包括南宋大文學家陸遊，他曾寫了一篇幅不算小的奏狀，表示對摩尼教首領變成漢代張角、晉代孫恩一類造反帶頭人的深切憂慮。士大夫們為何對摩尼教如此反感呢？這是摩尼教的教義及活動方式有直接關係。摩尼教講究“二宗三際”，二宗指明與暗，他們堅信光明定會戰勝黑暗。三際指修行的三種境界。摩尼教並不明確反對暴力，相反卻強調“大力”的作用。有些記載說摩尼教徒崇尚殺戮，似不可靠。因為摩尼教反對吃肉，主張素食，所以攻之者講其教徒“吃菜事魔”。每星期日（時稱密日）夜裏舉行宗教儀式，被人指責為“夜聚曉散”，給人一種搞“秘密活動”的感覺。摩尼教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其首領定期向教徒征收一定數量的錢財，教徒遇到困難，則可從首領處得到救濟。摩尼教還強調信徒間彼此團結互助，這些都同漢代太平道、五鬥米教有著明顯的類似。士大夫們怎能沒有疑慮？
摩尼教還流行裸葬。對於教徒的葬禮，有一位宋人作如下的描述：一位摩尼教徒死了，家人給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另二位摩尼教徒立於屍體兩側，其中一位問另一位：他來到世上時戴著帽子嗎？另一位答：沒有。於是便把死人的帽子取下。又問：他到世上時穿著衣服嗎？答：沒有。於是又脫光死人衣服。再問：他到世上時有什麼東西？答：有包衣。於是便將死屍裝進布袋。摩尼教徒還反對厚葬和祭祀死人。摩尼之摩與“魔”諧音，因此宋人常把信奉摩尼教講為“事魔”。這同“摩尼”的希臘文寫法與“瘋子”一詞接近，基督教徒便罵摩尼教徒為“一群瘋子”是一個道理。
南宋政府對摩尼教以及佛教中的異端白雲宗等采取取締政策，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摩尼教便衰落了。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有些摩尼教徒便向佛道二教靠攏，佛教徒對之多取排斥態度，道教徒們似乎態度較好，這也是有其曆史原因的。東晉道士王浮寫的《老子化胡經》是道教經典，不知是此書原本就有還是後人添加，書中竟有一段提及摩尼，還以肯定的口氣引錄了摩尼教教義。北宋真宗時修道藏，據說其中也收錄了摩尼教的經典。於是南宋後期某些摩尼教徒便自稱道士，偽裝成道教的分支。理學家黃震曾為慶元府崇壽宮作記，據他講，這個崇壽官實際便是摩尼教的活動基地。
話題回到本文開頭講的報導。事後有人指出，此報導失實，因為泉州的那尊摩尼石雕像並非1991年的新發現，而是許多年前早已被人發現並作過介紹的。我想大約是寫報導的人不熟悉情況罷。盡管如此，此則報導總是使更多的人注意泉州一帶的摩尼教古遺跡，或許也是有益於世的。
尚茶、製茶與鬥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植茶的國家，但最初隻被視為藥物，東漢以後才被飲用。但飲茶的習慣似不廣泛。尚茶之風興於唐、盛於宋，已有定論。茶在宋代是禁榷品，國家可以從中獲取專利，因而官方很重視發展茶葉種植。民間則無論南北，均有飲茶習慣。王安石講：“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議茶法》）理學家楊時講：“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論時政劄子》）由於官方重視、百姓需要，宋代茶葉種植遍布淮河以南廣大地區，年產數千萬斤。
像任何一種飲食一樣，一旦為眾人所接受，人們就會對它評頭品足，區分優劣。唐宋飲茶風氣盛行，對茶葉的品種也十分講究。唐代人最推崇湖州的陽羨茶，宋代人則最推崇福建的北苑茶。官方將北苑產好茶的地域圈占，立為官茶園，專產貢茶。北苑貢茶遂為宋代茶品之最。說到北苑茶，人們又自然會想到龍鳳茶，它在宋代是最負盛名的，也是唐代所沒有的。有記載說，宋真宗時的奸臣丁謂是龍鳳茶的發明者，其實是不正確的。丁謂為討好皇帝和權貴，在福建轉運使任上確實為翻新貢茶式樣動了一番腦筋，後來他把鑽研成果寫成了一本題為《茶錄》的書。但龍鳳茶卻不是丁謂發明的，據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早在宋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特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宋會要》也記載了宋太宗時建州歲造龍鳳茶事。丁謂如何翻新花樣已難考究清楚，繼他之後，翻新花樣者層出不窮。首先應提的是蔡襄。蔡襄是慶曆新政集團的骨幹，被時人視為“君子”。但他任福建轉運使時，卻步丁謂後塵翻新龍鳳茶花樣。他把龍團的形製改小，選擇更精，改製前龍鳳團茶每八餅重一斤，改製後每十餅方重一斤。於是龍鳳團茶有大小之分。歐陽修聞聽此事，對蔡襄頗有微詞，他的情緒影響了弟子蘇軾，以致蘇軾有“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務出意”的詩句。人們的譏諷並沒有斷絕丁、蔡的效法者。宋神宗時，又創出密雲龍一品，每斤二十餅，質量又超過大小龍團。此後又有“瑞雲翔龍”，品質形製又勝密雲龍。
以上所言為福建貢茶，貢茶之外，福建茶中又有乳、京梃等品種，乃是民間飲用茶的上品。福建茶的茶株高大似樹，江浙一帶的茶株一般較為矮小，稱草茶。日鑄（又作日注）、雙井等又為草茶中的上品。福建茶的製法與草茶不同，草茶一般不磨成碎末，也不製成團塊，故稱散茶。福建茶則要碾碎與香料摻合製成團塊，團塊上印有花紋，外塗脂膏，時人稱之為臘麵茶（也有記載說，福建茶稱為臘麵茶是因為茶水上浮有一層油脂，如臘麵）。
飲茶既成風氣，士大夫們飲茶又勝於普通百姓，於是便有了所謂茶文化。他們得到皇帝賜給的龍鳳茶，難免要感激涕零，吟詠一番。今存宋人詩集中以此為題者為數頗不少。士大夫們之間也互贈新茶，或以茶具作為饋贈禮品。某一位士大夫得了皇帝賜茶，或者得了遠方親朋饋贈的上品新茶，往往要邀朋友一同品嚐。當場賦詩撰文，於是有茶詞、茶令、茶會。茶有優劣之分，由茶製成茶水也有技術問題，同一種茶製成的茶水也有優劣之分，宋代士大夫們慣於親自烹茶待客，且以烹茶技術高明自榮自矜，這同唐代是有所不同的。唐代陸羽號稱茶聖，其尊號大約是後人給的。他生前頗受文人士大夫們的冷眼。當他烹茶招待名士李季卿時，李季卿竟因陸羽親自烹茶而看不起他，命仆人送陸羽三十文茶錢，還稱他為“茶博士”，以此來羞辱陸羽。宋代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以親手烹茶為恥的觀念，相反卻以烹得好茶水為榮耀，連宋徽宗也時時在臣下麵前表演一下烹茶技術，以示高雅。於是便有了“鬥茶”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