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軾看文人際遇
蘇軾在臨終前看到畫家李公麟為自己畫的像，題詩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有些治文學史者，曾就此大發坡仙一生坎坷的感慨。其實，平心而論，蘇軾此詩是出於一時激憤，用黃州惠州儋州來概括坡仙的一生遭遇，是不恰當的。縱觀蘇軾一生，應該說是有幸、有不幸，也有不幸之幸。他的遭遇在並非職業政治家的文人士大夫中間具有一定代表性。
說蘇軾的幸運，首先是他年青時正好遭逢宋代思想統治最寬鬆、政治最清明的宋仁宗統治時期。那時期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蘇軾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蘇軾的父親蘇洵，少而不學，長乃發奮，科舉不中，著書立說，卻遇到了張方平這位極有眼力、有責任心的地方官。張方平向京師文壇領袖歐陽修熱情推薦蘇洵，歐陽修與張方平在政治上分屬“新政集團”和反新政集團，但歐陽修卻樂意與張方平共同舉薦蘇洵（這也與當時社會風氣較正有關）。蘇洵得到張、歐陽兩位名人的舉薦，名聲大振。蘇軾恰在此時隨父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又恰是歐陽修，蘇軾初次參試便一舉得中，可稱一幸。蘇軾得中進士後回家居母喪，喪期結束，正趕上朝廷舉行製舉考試。蘇軾參試，在試卷中抨擊時政頗激烈，他卻又一次得中，且被列為第三等。製舉考試入第三等是非同尋常的好成績，自宋朝開國至此時，連蘇軾在內隻有二個人。蘇軾因而直接晉升為京官。又可稱一幸。由於歐陽修盛讚蘇洵父子文采非凡，三蘇一下子“文名動天下”，產生了轟動效應，“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曾鞏語）。年僅二十六歲的蘇軾一時競同父親一起成了社會名流。連宋仁宗也曉得了蘇軾兄弟才能非凡，競預言他們有朝一日要出任宰相。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即位，英宗也久聞蘇軾文名，在蘇軾剛作了三年地方官之後，便迫不及待地要調他回京，擔任替皇帝起草詔令的知製誥。宰相韓琦從愛護人材的角度出發，提出反對，但蘇軾從此卻得到了可以接近皇帝的直史館頭銜。
說蘇軾幸運，還表現在他在元祜年間舊黨得勢階段得到重用。在舊黨執政的八年中，他有四年多是在京師，所任職務都是頗重要的。他長時間擔任知製誥，寫作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也為他廣泛結交文人提供了條件。此時他也多次遭到政敵的攻擊，但都得到宣仁太後等的保護。這時他的最高官銜是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院二學士，已是朝廷二品大員了。蘇軾的幸運顯然得益於宋朝重文。
說蘇軾不幸，正如他詩中所言，主要是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地方雖是三個，遭難實是二次，一是因烏台詩案，二是因舊黨失勢。烏台詩案之起因，資料頗完備，白紙黑字，言之鑿鑿。蘇軾此次挨整，是因為他在詩文中表達了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張，他的供辭便是最好證明。烏台詩案險些使他喪命，是他一生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不幸。
紹聖年間，哲宗親政，扶植新黨，摒斥舊黨，舊黨大臣紛紛遭貶，蘇軾是其中之一。先貶惠州，三年後再貶昌化（儋州）。蘇軾被貶海外，是被貶得最重者之一，究其原因，絕非如某些人所講，是因他與新黨宰相章悖有私怨，而是由於他在元祜年間反對新黨最堅決、出力最多。許多舊黨官員如呂大防、梁燾、劉摯等都死於貶所，蘇軾勉強得以生還。蘇軾兩次遭貶，處境都十分險惡，可謂九死一生、十分不幸。其原因何在？蘇軾曾寫《洗兒》一詩：“人皆有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蘇軾的不幸是否因他聰明呢？這裏所謂聰明，意思是說不糊塗、辦事太認真。所謂愚魯，也並非指真的呆傻，而是會裝傻、裝糊塗。蘇軾總結的這條教訓不無道理。但是要在新舊兩黨激烈政爭中、在一係列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裝糊塗、不置可否，這卻與蘇軾的性格截然不符。所以，蘇軾不幸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方麵：殘酷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蘇軾本人的“兼齊天下”的積極有為的思想。
清人趙翼在讀元好問詩集後寫了一首詩抒發感慨，內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兩句，頗為後人征引。為什麼國家遭難會玉成大詩人呢？是因為社會動蕩、矛盾暴露，容易使詩人對世界的認識變得深刻。同樣道理，蘇軾的遭貶，對於他的文學創作也有好處。試想，如果不是遭貶，蘇軾能有《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題西林壁》那樣的傑作嗎？不是遭貶，蘇軾能有那麼多描寫嶺南、海南風情的佳作嗎？遭貶是不幸的，蘇軾卻又從遭貶中得到好處，因而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人，此又是他不幸之大幸。
此外，宋代居官者的飄浮不定、待遇優厚、閑逸多暇等，也對蘇軾成為偉大文學家有重要影響。至於宋代其他文人，就其幸不幸而言，或許與蘇軾有頗多相似點的。
水運儀象台的發明
在宋代科技史上，有兩位巨人，一位是《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另一位便是主持創製水運儀象台的蘇頌。近年國內外科技史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宋代水運儀象台在好幾個方麵都堪稱“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鍾。它的機械動力傳輸部分的擒縱器，是近代機械表關鍵部件的最早雛形。儀象台的活動屋頂，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台活動屋頂。於是，蘇頌的名字便越來越多地為人所知曉。
在蘇頌的《新儀象法要》未被人注意之前，歐洲人羅伯特?胡克、方和斐在天文學史上倍受稱譽，前者是第一個提出天文鍾製造原理的人（1670年），後者是第一個成功地使這一原理變為現實的人（1824年）。但當人們讀了《新儀象法要》和有關記載後，才了解到：蘇頌早在胡克之前五六百年，就已經主持設計和實際製造了類似的儀器——盡管蘇頌的儀器十分原始、頗不精密，但卻已經解決了使觀測儀器與天象同步運動等關鍵問題。在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為人們所留意以前，人們一直認為鍾表是從歐洲傳人中國的，中國人似乎同鍾表的發明絕對不會有什麼瓜葛。然而當人們閱讀了《新儀象法要》以後，便發現此書所載水運儀象台的天關、天鎖等機件的運動方式及原理，竟與近代機械鍾表的關鍵部件錨形擒縱器的運動方式及原理十分接近。不少人因此斷定：中國人對鍾表的發明曾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顯然，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和書中記載的水運儀象台使人們對古代中國人有了新認識。
《新儀象法要》是一部怎樣的書呢？簡言之，它是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和研究天文儀的巨著。全書分三卷，完整地記述了水運儀象台的結構、工作原理和各個部件的尺寸等，書中附有總圖、分圖五十餘種，還附有星象圖十四種。中國天文學發展曆史悠久，天文儀器的製作也起步很早，但是以前卻沒有專門記錄這些天文儀器的專著問世。例如東漢張衡創製的渾天儀，就隻有史書上極簡略的描述，以致後世很難了解其詳細構造，更無法複製。詳細記錄巨型天文儀器的書，《新儀象法要》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正是通過它，人們才得以確切地了解水運儀象台。
水運儀象台是個身高將近十二米的大家夥，它結構複雜，兼有多種功能，用蘇頌的話講，即“備存儀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宏觀地劃分，全台可分為三部，即渾儀、渾象和司辰。三部相互貫通，聯為一體。渾儀設在台上，由於台頂由九塊活動木板組成，所以操作渾儀者可以直接觀察天象。渾象是一個巨大的球體，在球麵布列眾多星宿，類似近代的天體儀。所謂司辰，實際是以水流作動力的時鍾。它有報時的功能，每一刻鍾由司辰木偶擊鼓，每個時辰的開始有司辰木偶搖鈴，時辰過半則敲鍾。此外，它又是渾象、渾儀緩慢運轉的時間控製器，渾象、渾儀的運轉與天象變動大體同步。
水運儀象台的研製用了將近三年時間。元祜元年(1086)蘇頌正式接受命令，之後設置專門機構。其構成人員主要有蘇頌熟悉的下屬吏部令史（蘇頌時任吏部尚書）韓公廉、壽州州學教授王、狁之，太史局官員周日嚴、於太古、張仲宣，太史局生袁惟幾等，學生侯永和等，都作（大約是技師）尹清等。顯然，水運儀象台像中國古代許多發明創造一樣，嚴格講，是集體創作的結果，而並非僅僅蘇頌的個人功勞。
然而蘇頌的貢獻又是不可抹煞的。他活到八十二歲，二十三歲中進士，在官場混了將近六十年。他作過許多地方的地方官，又曾任過不少要職，在元祜年中更擔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和宰相。但是他在政治上卻絕少建樹，尤其跟他擔任過如此多的要職相聯係，使人更覺其政績平平。他最為時人稱道的是在宋神宗時擔任知製誥時作的一件事。當時王安石推行新法，凡讚成者例必破格提拔。有一名叫李定者，對新法和王安石讚揚備至，大得王安石好感。於是李定由選人晉級為京官，又跳越數階，破格被任命為監察禦史裏行。此事激起許多正派大臣的反對，擔任起草詔命的包括蘇頌在內三名知製誥一起堅決拒絕草擬命令，被當局罷官。於是人們稱讚蘇頌等為“三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