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社會化小生產發展的結果，不僅在經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績，有力地促進了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時在社會發展領域，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推動了社會變遷。也就是說，浙江以社會化小生產的實踐形式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實現了工業化與城市化、市場化齊頭並進，“三化”“三化”即指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合一，使浙江快速地實現了社會結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而這一轉型是一種以內生為主的現代轉型，它體現在內生為主的發展路徑與方式、內生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資本、內生的分化與整合。
（一）內生為主的發展路徑與方式
1.內生為主的發展路徑
在世界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由於諸如國情、區情不同，外部環境差異等種種原因，各國、各地區現代化發展道路不同，呈現出多樣性。但是概括而言，不外乎兩種類型：一類是內生型社會發展道路，另一類是外生型發展道路。
“內生型發展”是一個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漸進變革的過程，發展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內部，主要由民間和基層的內在需求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在“內生型發展”國家中，以英美為代表，它們憑借其特殊的曆史條件，在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中，隨著商品交換的逐步發展，農業產業化與城市工業化大體同步，民族工業體係與國際市場體係互為表裏，市場經濟的形成與國家政治體製的變革得到了協調發展。在寬鬆的經濟政治環境中，國家很少幹預社會，現代化基本上是一個從個人權利出發，在契約和交換基礎上構建社會關係的發展過程。
“外生型發展”是在自身內部因素軟弱或不足的條件下，由於先發國家的“誘導”，或由於外來力量中斷了它們自身原有的生存與發展邏輯，自上而下被迫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過程。與“內生型發展”的變革順序不同，“外生型發展”一般是社會和思想層麵的變革及政治革命發生在先，工業化發生於後。“外生型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民間和個人，而是來自國家和政府的組織與推動，政治強勢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發展之中。與“內生型發展”國家“先發展、後轉型”的邏輯比較，“外生型發展”國家遵循的是“先轉型、後發展”的邏輯。由於工業化資本很大程度上需要借用外國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在製定超越戰略、調整政策體製、培育市場體係過程中，中央政府作為一種超經濟的組織力量，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控製與管理作用。
由此可見，“內生型發展”強調從各國、各地區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包括本國、本地區所特有的曆史、文化、社會結構，現有的人力、物力、技術、財政、資源及其國情、區情所特有的限製，由此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發展徑路、發展方式和發展戰略。“內生型發展”的精神實質在於強調發展是以內生為主，強調傳統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而寶貴資源，充分挖掘、動員“本土資源”，它雖然並不否認“外力”在某種條件下的重大作用，但更堅信所有的發展最終都必須是從各自社會內部中創發出來的，而不是簡單地從外部移植過來的。
從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分為“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角度看，中國自然屬於“外生型發展”國家。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正是由於國家和政府的組織與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以家庭工業和家族企業主導為核心的社會化小生產模式下推進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變遷，卻屬於一種外生型與內生型交融並以內生型為主的社會變遷。因為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主要是在一定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民間社會，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經濟中，由其家庭工業起步而生發和演進的。由家庭工業而發展為集群產業，千家萬戶分工協作，生產經營某一個或某一類產品，“小戶圍繞中戶轉、中戶圍繞大戶轉”，有實力的興辦規模企業，實力小的就從事家庭作坊式生產，就是起源於地方基層市場，其發展壯大也是得益於基層市場社區乃至整個地方市場係統。
典型反映了社會化小生產實踐形式的“溫州模式”就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專業市場為主導、以產業集群為核心。農民是“溫州模式”的發動者和創業者，從1978年開始，廣大農民迅速地把農業領域家庭經營的基本經驗廣泛運用於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依靠自身力量，大力發展家庭經營的商品經濟，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村所有產業部門中一種占主體地位的經營方式，成為溫州模式的基礎。通過專業市場，溫州農村家庭工業從事的小商品生產得到了集中，利用社會化的分工協作的生產體係，突破了農村家庭工業分散的小規模生產的局限性，發揮了專業合作的群體結構的優勢，並通過專業市場使專業化從生產領域拓展到流通領域，實現了規模經濟，在溫州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小商品、大市場”格局。“溫州模式”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精細的社會化分工和協作，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為特色的專業化生產，企業在產業內部是一種從供應商到客戶的價值鏈的垂直協作形式，產業價值鏈的分工非常細，逐漸形成以低壓電器、服裝、鞋、打火機和眼鏡五大優勢產業為龍頭的產業集群。
“家庭工場+專業市場+產業集群”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以較低交易成本替代企業組織的製度，它根植於基層市場社會網絡，地方社會網絡為彙集產業的市場供需等信息提供了方便：一方麵使產業群內廠商能根據市場信息迅速組織生產；另一方麵，還要使買賣雙方以較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完成交易。從而為產業群內眾多小企業提供了共享銷售渠道，獲得了集聚帶來的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範圍經濟。
林毅夫曾經區分過兩種類型的製度變遷：誘致性製度變遷和強製性製度變遷。誘致性製度變遷是指現行製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由一群人在響應由製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強製性製度變遷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浙江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以社會化小生產實踐形式主導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浙江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2.內生為主的發展方式
從現代化的視角來看，浙江的發展是一種較典型的以內生為主的發展。這種內生性為主的發展在發展方式上就是體現在對人民意願和創造的尊重，體現在草根階層是發展的主體，體現在充分利用發掘本土的資源，體現在對傳統的重視，同時也體現在利用本土文化經驗對外來的經驗文化模式加以吸納和重構。求真務實，走符合省情實際的發展之路。尊重草根，走創業創新的發展之路。
浙江人多地少、資源缺乏，浙江人麵臨著較大的生存壓力，必須“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他們具有較強烈的自主謀生意願或自主創新精神，並能夠較快地培育起風險、競爭等意識。與全國其他一些地區相比，浙江人民群眾呈現出了更加強烈的自主謀生意願和製度創新衝動，自主創新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
浙江經濟的活力、社會結構的現代轉型、居民收入的穩步提升主要來自於草根的創業創新。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製度創新呈現出了鮮明的誘致性的特點。浙江的許多製度創新並非來自於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廣，而是來自於基層，來自於草根，來自於人民。無論是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還是專業市場、股份合作製等製度，都是浙江人在改革過程中自行創造的。
以家庭工業、家族企業為主體的浙江社會化小生產的實踐形式量大麵廣，合乎現階段農村生產力水平，特別是一大批能工巧匠發揮了“領頭雁”作用，並通過戶幫戶、村帶村的形式，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連片發展經營區塊。如浙江新昌縣大市聚鎮西山村近80%的農戶都有家庭工廠，全村共有勞動力1100多人，其中有800人都在從事軸承生產加工，從業比例達到72.7%，同時還吸納外來勞動力1800多人。又如，紹興縣目前已經湧現出大量呈塊狀分布的家庭工業發展特色村，如蘭亭桃源針織圓機專業村、富盛倪家平絨紡織專業村等。浙江紹興發展以家庭工業、家族企業為主體的社會化小生產實踐形式，還形成了幾類發展模式：如市場依托型，借助市場信息、資源、物流等，帶動周邊地區家庭工業發展；龍頭帶動型，為龍頭企業配套生產配件或半成品，帶動當地家庭工業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型，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特色產業，因地製宜發展家庭工業；產品協作型，家庭工業圍繞產品加工生產相互協作，等等。
30年來，浙江經濟微觀細胞的組織結構幾經裂變，家庭工業-私營企業-聯戶合夥企業-股份合作企業-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等，但從本質上說，家庭經濟的基因內核猶在。有的雖然掛上了現代企業製度的牌子，事實上還是放大了的家庭經濟。事實證明，哪裏以家庭工業、家族企業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的社會化小生產發展興旺，哪裏就充滿活力。如諸暨的襪子產業，當初靠各家各戶織襪起步，現在發展壯大成當地的主導產業，打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溫州打火機產業，一個家庭生產一個部件，家庭工廠一家挨著一家，零配件經龍頭企業組合，就成了出口的拳頭產品。社會化小生產在促進全民創業、推進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以及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中的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
著名經濟學家諾斯曾經說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確實，一種能夠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經濟組織以及相應的製度安排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以家庭、家族為主要生產組織，以親緣、地緣、業緣為主要生產網絡，以分散化、專業化、小規模為主要生產形式，以市場與社會分工為主要聯結紐帶的社會化小生產正是這樣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深深紮根於中國傳統經濟社會文化土壤上的一種高效、節約、有著無限伸縮性社會資本資源的經濟組織。這一經濟組織及相應的製度創新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產權製度和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增長引擎，推進了浙江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而浙江各級政府又堅持了發展以富民為先，富民以創業為先，而創業又以環境為先的發展理念，充分尊重草根意願和創造，尊重草根的自主和選擇，並要求政府各級部門改善政務環境，提高為基層、為企業、為百姓服務的水平，打造誠信政府，改善法治環境，管理與服務並重，在全社會形成保護創業創新的良好風氣，使得浙江社會快速轉型，現代化發展快速推進。
（二）綿密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資本
1.綿密的社會分工
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人類根據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發展的條件下，不斷地擴展其特有的勞動行為的外在形式，並對後者按種和類的不同進行細分。其實質上是一種勞動分工，即各種勞動的專業分化與協同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講，社會分工及其不斷發展正是整個社會文明的曆史縮影。社會分工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作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深刻地論述了分工的優勢。他認為，分工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根源之一。分工本身就會形成專業優勢。他以製針為例，如果每個人從頭到尾獨立地製針，則一天恐怕連一根針也製不好。由於分工，每個人做一段，結果一個人一天能製幾百根針。同時社會分工伴隨生產力的演化而演化，社會分工促生了所有製的建構，推進社會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