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社會分工促成了社會秩序，增進了社會有機團結，同時它還構成了社會和道德秩序本身。迪爾凱姆指出，如果說分工帶來了經濟收益，這當然是很可能的。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超出了純粹經濟利益的範圍，構成了社會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個人才會擺脫孤立的狀態，而形成相互間的聯係；有了分工，人們才會同舟共濟而不一意孤行。。
社會化小生產這種以家庭、家族企業為單位、工農業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是否像一般理論認為的那樣，具有生產規模狹小、生產技術落後等特征而難以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是說，社會化小生產是否難以超越固有的小生產屬性而成為一種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組織形式？不可否認，以家庭、家族企業為單位的生產形式，其組織規模一定會受到諸多現實條件的限製和羈束。但是，社會化小生產這種規模雖小但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生產形式，由於依托著綿密細致複雜的社會分工，因此能夠克服傳統意義上小生產的一些固有缺陷而成為一種新型的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
事實上，追溯曆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家庭工業並不一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阻礙社會分工和生產技術的發展。因為近代以前，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家庭工業棉紡絲織業中，就已經發生了社會分工。如在江南的蘇鬆織布區，植棉、彈花、軋花、紡紗、織布等生產環節之間，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分離，出現了棉花市場、棉紗市場，出現了布經生產的專業化和經紗市場。明末以來，由於分工的綿密、品種的增多，在杭州還逐漸形成了專業生產區，如東郊製糾線與土綢，仁和、餘杭製錦綢，艮山門外製綾絹，忠清巷、東街路北段為“熟貨”（生絲先練染後上機的絲織品）生產區。濮院鎮絲織行業中也有了相當綿密的專業分工，“有絡絲、有織工、有挽工、有牽經、有刷邊、有運經、有紮扣、有接頭，又有接收、有修綢、有看莊”（《濮院瑣誌卷一·地宇》）。到了近代，農村工業的社會分工更為發展。以華北為例，幾乎所有農村工業中都發生了程度不等的社會分工，既有農民家庭之間的分工，也有農民家庭與手工工場或機器工廠之間的分工。大多數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農村工業，與原料生產之間出現了分離。例如華北的草帽辮業，利用本地盛產的小麥稈為原料，本是最不易發生分工的，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山東草帽產區出現了專門的麥草商，他們在夏收時，向農民收購麥稈，雇工將麥稈截斷、分級、加工後賣給草帽辮商人和織草辮的農民，說明在這個行業中也出現了手工業生產與原料生產的分離。近代以前和近代家庭工業發展的上述事實表明，即使是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工業，也不像過去人們認為的那樣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其也可以產生綿密的社會分工，從而促進社會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浙江的社會化小生產實踐形式，正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深化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種社會化小生產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著社會分工的深入開展。隨著改革開放初期的具有濃厚傳統色彩的家庭工業向現代家庭工業和家族企業轉化，小生產的社會化和社會分工程度越來越高，家庭工業逐步從一個相對獨立的部門變成了離開社會服務就不能獨立存在的經濟部門。一方麵，家庭工業生產過程的分工日益深化，家庭工業生產專業化不斷發展。特別是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精細的社會化分工和協作，一般是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為特色的專業化生產，企業在產業內部是一種從供應商到客戶的價值鏈的垂直協作形式，產業價值鏈的分工非常細，形成“塊狀經濟”，這些專業化的生產行業迅速在國內外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高，由單純追求利潤到創名牌樹形象，逐漸形成以一定優勢產業為龍頭的產業集群。
例如，溫州經濟目前有家庭、家族企業為主的非公有製企業13萬家，占企業總量98%以上，其中絕大部分是家庭、家族型的小企業。小的就得相依為命，以擴張共同的生存空間。商品經濟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原則，在被稱作“螞蟻軍團”的溫州企業群中得到了最為精致的體現。因此，溫州經濟又是集群經濟，一個村或鄰近幾個村是某一類或某一種產品的生產營銷小基地，一個鎮或鄰近幾個鎮是某一類或某一種產業生產營銷地大基地，如柳市的低壓電器、橋頭的紐扣、平陽蕭江鎮的塑編，形成了有效的社會化分工和專業化協作體係，形成了集聚優勢、價格優勢、成本優勢、競爭優勢，使溫州不僅有小的活力，也有大的實力。
另外，在號稱世界襪都的大唐，一雙襪子的生產被分成10道工序，由此形成有1萬多家專業化企業組成的10大部門；而在蒼南金鄉鎮的徽章生產，共被分成18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獨立的企業部門完成，同時，每道工序的半成品都是通過市場來交易的。這種社會分工作為生產力發展的一大重要標誌，不僅使特定區域做大了區域經濟規模，促進該區域周邊剩餘勞力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人口集聚效應，而且直接促進人口規模的擴大，順利地推動了城鎮化建設的發展。
與此相應的是整個社會分工越來越綿密，出現了一些專門為家庭工業生產服務的部門，如進行家庭工業生產資料的生產、采購和供應的部門，進行產品儲存、運輸、加工、銷售的部門，向家庭工業提供技術、資金、信息服務的部門等等。並且隨著社會化程度的加深，家庭工業對這些社會部門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不僅需要這些部門向家庭工業提供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加工、運銷等各種服務，而且需要某些部門直接參與家庭工業生產過程的多種活動。家庭工業與這些部門聯係日益緊密，使社會分工程度更加提升。
在2004年11月4日舉行的“2004CCTV中國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揭曉頒獎典禮上，溫州再次獲得“活力城市”獎杯。組委會給溫州的頒獎詞就說：“這是一個善於分工的城市，也是樂於使用合力的城市，一個喜歡以小見大，更會以小博大的城市，一個懂得無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創造著生機勃勃的經濟模式。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跑者，她清晰的腳印，讓人們感受到民間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
2.綿密的社會資本
以親緣、地緣、業緣及擬親屬製的社會資本網絡是社會化小生產的重要特征。社會資本是指“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和一種體製化關係的網絡，是一個群體成員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許他們之間進行合作的價值觀或準則，是一種能夠促進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社會關係結構和社會心理結構。實踐證明，一個國家的發展快慢，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個體素質，還取決於連接個體人力資本的社會資本的質量。社會資本雄厚的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就比較迅速；社會資本薄弱的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則比較遲緩；而社會資本缺乏的國家，也就是個體人力資本的能量由於劣質社會關係和劣質心理關係結構而被壓抑、被消磨的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不僅停止，還可能倒退。社會資本的有無、多少已經成為一國能否迅速發展的必要條件。
林耀華先生在《金翼》裏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一個由用有彈性的橡皮帶緊緊連在一起的竹竿構成的網，這個網精心保持著平衡。拚命拉斷一根橡皮帶，整個網就散了。。“由竹竿和橡皮帶所組成的框架結構，任何一個有彈性的皮帶和竹竿的變化都可以使整個框架解體”，從這種竹竿和橡皮帶的體係中所抽取出來的便是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問題：社會資本與均衡。社會資本就是這樣一張網絡。
社會化小生產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以親緣、地緣、業緣為主要生產網絡，而這種生產網絡正是充分發掘利用了中國傳統的社會資本，使得家家戶戶分散、專業、小規模的生產經營條件下有了有效的社會化分工協作，形成了獨特的網絡生產模式。這種網絡生產的格局，正是由家庭、家族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延伸而來的。
浙江傳統的以家庭或家族為單元的家文化，是家庭、家族企業乃至社會上多數人的行為理念與準則。其強調崇尚親情，以血緣、姻緣關係為基礎，可以推至地緣、學緣、關係緣等，大到整個國家，崇尚權威，講求近親遠疏，由此形成一種依賴親緣、地緣特點的又是現代性很強的生產格局。充分發掘利用已有的親緣、地緣、業緣以及擬親屬製的社會資本，形成了一張巨大而牢固的社會生產網絡，如溫州地區所出現的家庭網絡型、家族網絡型、姻親網絡型和準親緣網絡型等。同時，這樣的網絡生產，在實際上又帶動促進了社會化小生產的發展。如：一個家庭工業帶動一批家庭工業，這種模式在家庭工業發展初期可以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一條產業鏈形成一組家庭產業群，通過家庭工業在相關產品和行業上的精細分工，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拉伸家庭工業發展空間；一家龍頭企業孵化一批家庭工業，積極鼓勵企業將一些層次性相對較低、附加值不高的產品向家庭工業戶轉移。在企業與家庭工業戶之間建立起長期或是不定期的零部件及加工業務往來。
事實上，作為浙江社會化小生產實踐形式，關鍵連接點的基層市場，是一個由血緣、親緣、地緣及擬親屬製等各種關係交織而成的社會網絡，個人是網絡中的結點。這一社會網絡，既是農民進行生產、銷售、經營的基本場所，也是其日常生活的社會區域。在以基層市場為基礎的地方社會網絡中，以家庭（家族）為中心的血緣、親緣關係是強關係，家庭既是生活組織，也是事業組織。作為生活組織，家庭成員間的個人情感得到高度滿足；作為事業組織，則講分工求效率，排斥私情的寬容。個人關係沿著血緣、親緣向外擴展，則表現為地緣性的同鄉熟人關係，相對於家庭強關係，同鄉熟人關係則是一種弱關係，熟人間的互動造就了義務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規範。當基層市場社區的某一成員通過市場發現並開始在家庭生產某一產品時，這一信息便會很快在基層市場社會網絡中傳播，形成能人示範-眾人模仿效應，通過“親幫親、鄰幫鄰”，“一家做、家家學”而得到擴展，從而使一定區域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產業群。
以己為中心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中，以家為中心的血親關係是強關係，家以外熟人社會圈的義務-期望關係則是弱關係。這種人際關係中的強與弱，在地方產業群中，則表現為反邏輯的強集群和弱企業。家庭強關係所形成的家族企業，規模小、結構簡單，難以與現代大型科層製企業組織競爭，是“軟弱”的；家庭外弱關係所形成的以家族企業為基礎的地方產業群則是強大的，同行業中各企業間建立了緊密的供應商-客商關係網絡，形成了“無形大工廠”。在無形大工廠內，各中小企業在經濟和組織上雖相互獨立，但在組織生產和經營過程中，卻如同在同一企業內，經常交流技術和信息，按時交貨，從而導致了整個產業鏈長期平均生產成本的降低，使整個行業的規模經濟出現。如溫州永嘉橋頭的紐扣，最便宜的是兩厘一顆，最貴的是兩分七厘一顆。而同期兩分七厘的紐扣在國營商店是0.10~0.15元一顆。社會化小生產模式下生產的小商品大大簡化了流通環節，減少了商品“旅行”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