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世短章傷時之賦——讀駱賓路微型小說隨想
陳新
今夏苦熱，幾不能讀書寫字。溽暑中，香港文藝家協會主席忠揚先生寄來駱賓路著作數冊，其中有微型小說集《與稿共舞》，囑言：“如有興趣，可寫點評論。”我本拙於文學評論，有時讀到佳作，生出些許感想，亦不敢輕易下筆，總怕有佛頭著糞之嫌。然讀完《與稿共舞》，同時將駱賓路發表在《香港文藝家》上的十餘篇微型小說重又認真地讀了一遍之後，竟覺得心中有許多話不吐不快，於是不顧汗流浹背，伏案敲擊出下麵五千多字。
微型小說，或曰小小說，正因其“微”“小”，納須彌於芥子，以滴水見太陽，更見創作者的功力。駱賓路便是具有這樣功力的一位創作者。
駱賓路，新加坡作家。原名楊書楚，筆名木易、徐樂、林之。1935年生於新加坡，早期的二十二年在新加坡度過，其後在中國大陸西南邊陲生活了十七年，後又在香港居住了二十三年，1996年回到新加坡定居。駱賓路是位高產作家，作品量多質優，著有短篇小說集《咖啡香正濃》《人與鼠》《變臉的男人》（新加坡版），《一幕難演的戲》《她說藍的是天空》（香港版）。駱賓路尤以創作微型小說見長，20個世紀50年代即有多篇微型小說發表在《南方晚報》姚紫主持的副刊《綠洲》上，其後因種種原因停筆二十多年，80年代起重又從事微型小說的寫作，並進入了創作旺盛期。1999年，出版了微型小說集《與稿共舞》（新加坡作家協會版），2000年起，在忠揚主編的《香港文藝家》上，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微型小說發表。集其微型小說精品大成的《駱賓路微型小說集》亦即將麵世。
駱賓路雖然一再表白說他寫小說，尤其寫微型小說隻是“娛人娛己”（《與稿共舞·跋》《囚禁在磁盤裏的老人》），但我們從他的創作實踐中看到，駱賓路是一個將寫作視作生命，將寫作看成是對現實社會、對生活、對人生進行美學審視的嚴肅作家。駱賓路說，他寫小說，總是“有感而發”，“寫小說自己不發之以情，它又如何能令讀者起共鳴呢”？
所以，他從不寫“自己不動情的小說”。駱賓路把每一篇微型小說的寫作，都看做是靈魂的煎熬，“每一篇稿，是一個靈魂。”（《與稿共舞》）因此篇篇苦心經營，決不敷衍，即使短短的三四百字，亦必字斟句酌，力求每個字，每個句子，都能引起讀者心靈的震撼。
駱賓路的微型小說相當一部分集中在寫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逐漸失落的憂慮，對中文也就是對漢語逐漸被異化的憂慮。——這似乎是駱賓路魂牽夢繞的題材。
時下許多作品，或玄奧，玄奧到不知所雲；或淺露，淺露到不堪入目。但這些時髦的文字玩家卻大行其道。於是，我們看到，正統作家們“自掏腰包付梓自己的著作”，每次印刷的數量“也隻是一千冊”，從“半賣半送”，到“慷慨大贈送”，最後還有五六種千餘冊“庫存”隻能被“撕心裂肺”地燒掉。（《燒書》）出版商竟然專靠從事娼妓文學（配叫“文學”嗎？）寫作的“烏鴉”們來養活，一生從事嚴肅文學寫作的作家隻好以死抗爭，在陰曹地府裏對著閻王怒吼：“我應該入第十九層地獄！”（《書店奇案》）文學的伊甸園裏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人們不由得不發出這樣的詰問。
民族傳統文化在傳承鎖鏈上的斷裂，導致新老一輩之間在人生觀念、道德觀念方麵的“代溝”越來越深。請讀讀下麵兩篇有關書房的故事，你就會深深體會到這一點。一個老報人，育有四男四女，老人離世後，留下的上萬冊方塊字書籍，卻沒有一個人要。這些書籍最終隻能在一些蠹魚陪伴下壽終正寢。（《書房不再亂》）另一個老文化人死後留下的一屋子書，全被子女送進廢紙廠，當這些書籍挨刀的時候，兒子夢見“老爸抓著脖子大聲叫痛：那鍘刀好鋒利啊！”（《一屋子書》）何等的悲涼，何等的淒慘，也許還有點兒幽默，但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幽默？竟幽默到令人戰栗！在某些地方，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失落到多麼可怕的地步！
駱賓路還為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叫高天草的讀書人在書架上一本五十年代的中文雜誌裏發現一尾老死了的蠹魚，這條蠹魚竟然用吃剩字的方法留下一篇遺囑：“兒呀兒，我們的祖祖輩輩是在中文的書山書海裏養活自己，也養大他們的下一代。你們現在嫌這些地方不好……要去啃洋書。我可要告訴你們，你們如果還相信遺傳的基因，就別忘記咱家族的胃是不能單打一吃洋葷的。小心消化不良。”高天草看到後不禁感慨萬千：“你吃了一肚子方塊字，死了，算是福分。我死的時候，恐怕找不到一個方塊字陪葬。”因為高天草的孩子隻讀英文，孩子的孩子也隻讀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