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萬般無奈的高天草某天某日隻能在國際網絡上刊登一則《征購蠹魚陪葬》的啟事。（《蠹魚的遺囑》）故事情節匪夷所思，像寓言又不是寓言，像童話又不是童話，作者不動聲色地娓娓道來，可讀者讀著卻感到錐心刺骨般疼痛。
在新加坡，“你不用講印度語，你也不用講馬來語，漢語也不用講，講英語就行了。”（《要翻譯嗎？不！》）一位六十多歲的中國老太太，不管在家裏，還是在外麵，一聽到別人對她說英語，便產生一種“被奸的感覺”。（《新病例》）《它是看第五波道的》寫得最為生動：林老頭和老伴去看望兒子，兒子漫不經心地敷衍了幾句，轉身上樓，留下一隻叫“歐比”的斑點狗陪伴兩個老人。公寓客廳裏豪華漂亮的陳設，同兩位老人的傷感落寞構成了強烈的反差。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當林老頭無聊地打開電視機並將電視從第五波道英語台轉到第八波道中文台時，那隻斑點狗立即對著他狂吠起來，老人忍不住罵了一句，兒子竟然在樓上大聲為斑點狗辯護：“它是看慣第五波道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反而讓林老頭感到精神痛苦，這僅僅是因為老人的兒孫輩與父母之間有了隔膜嗎？是否還隱藏著更為深層的東西？狗也“崇洋”，隻愛看“第五波道”，作家的奇情幻想，讓你想笑卻又笑不出來。作者對民族文化刻骨銘心般的摯愛，對中文傾斜滑坡的深深擔憂，表現得如此強烈而深刻。我們雖不能說漢語有了怎樣嚴重的危機，但漢語確實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傷害。文言與白話，土語、粗口與書麵語病態的“克隆”“雜交”，畸形語言“洋涇浜”的滲透，使原本純正的生氣勃勃的漢語不斷銷蝕掉靈性和活力。在大陸，讀英語幾近狂熱與癡迷，外教英語、瘋狂英語、速成英語，五花八門。考級試題的泄密，“槍手”代考，偽造證書，英語霸權對漢語的衝擊，戕害了多少人的靈魂。在海外，華人世界某些人對中文數典忘祖，更是人所共睹的事實。某些地方中文世界，已經到了瀕臨失落的邊緣，例如在中國人占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加坡，英語成了地地道道的“working language”，精通英語的人被稱為“精英”，精通漢語的人則被戲稱為“精華”，“精英”人共趨之，“精華”則嗤之以鼻。這讓人想起一個多世紀前袁祖誌（袁枚之孫）在《出洋須知》中的一段話：“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國語言為‘泰西官話’，謂到處可以通行。故習外國語言者皆務學英語，於是此授彼傳，家弦戶誦。近年以來，幾乎舉國若狂。”然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袁在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出洋後，發現英語並不“到處通行”。
“……我們呼籲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扞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各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讓我們再讀一讀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論壇”上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學者聯合發表的《甲申文化宣言》中的這一段警世諍言吧。台灣著名作家餘光中先生也曾感慨地說：“中文乃一切中國人心靈之所托，隻要中文長在，必然漢魂不朽。”“英文充其量隻是我們了解世界的一種工具而已，而漢語才是我們的根，我們文學創作的根！當你的女友改名為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根，對外是屏障，對內是黏合劑。守護民族的母語，也就是守護民族文化的根，也就是守護民族的精神家園，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駱賓路用文學發出了呐喊，然而，他的微弱呐喊，能起到一點療救的作用嗎？但願文學是萬能的！
駱賓路的微型小說中不乏“勁直沉痛”之作。《一粒荔枝》和《蟹王》的題材來自內地報刊揭露希望工程中腐敗現象的報道，兩篇小說均以細節取勝。窮鄉僻壤裏一個老人在孫兒讀書的課堂裏看見老師在修理損壞了的課桌椅，年輕老師想從希望工程中得到五六百元錢的慨歎，老人對五六百元錢是多少的迷惘愕然，他們都不知道一粒“掛綠荔枝”可以賣五十五萬，這五十五萬又是怎樣的一個天文數字，可以買多少張課桌椅。讀著實在讓人揪心！《蟹王》中的“他”，在參加了一隻價值四十萬的“蟹王”豪宴回到家裏後，收到一位朋友從邊遠地區寄來的長信，信上說，隻要有三兩萬人民幣就可以“辦一所‘很像樣’的鄉村小學給孩子們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