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衛綰是儒家學者，儒家學派人士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唯一的國家管理人才。一位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試卷中，聲稱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他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在衛綰的影響下，皇帝把他列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見，既然經過皇帝采納，那麼便成了國家的政策。於是，一個重大的巨變悄然發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內，所設的“博士”官職，原來由各學派人士分別擔任。此後隻有儒家學派才能充當，而且隻能是研究《五經》的儒者。其他學派人士，全被驅逐，儒家遂獨霸學術中樞，定於一尊。其他學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長期的視為“邪說”、“妖言”，不允許閱讀研究，也就漸漸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諸子百家隻剩下一家，一家中隻剩下《五經》。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幾千年來唯一的正統思想。
第二，儒家學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創辦國立大學（太學），由博士擔任教師，傳授《五經》和孔丘的思想。學生由國家供給費用，隻要經過一定程度的學習，即被任命擔任地方政府的官員，即所謂的“學而優則仕”。成為平民進入仕途的捷徑，使天下莘莘莘學子為了做官而努力學習儒家經典。久而久之，儒家弟子布滿了各級政府，儒家學說成為一種排他性極強的係統。
第三，儒家學派認為一切都是從前的好，特別是三皇五帝時代，那個時候，民風淳樸，君主賢明，大臣都很忠誠。同時，儒家學派認為人的所有好品德中最重要的是守禮，尤以喪禮占首要地位。三年之喪，此後逐漸推行。一個中國人，一生中要用6年的時間，悲悼他死去的父母，不能做其他的事，不然就是對父母不恭敬。除了這個最嚴重的一環，其他隨之而來的禮教，更數不勝數，像“避諱”之類，使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儒家學說統一了人們的思想，有利於統治者鞏固統治，但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這一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九、漢賦
公元前6世紀的《詩經》和公元前4世紀的《楚辭》，是中國文學——尤其是“詩”的兩大源頭，到公元前2世紀發展成為另一種形式：“賦”。因為它在西漢王朝特別盛行，所以也稱之為“漢賦”。
《詩經》所包括的，基本是短句短詩，每句不過三個字或四五個字，每首不過十幾句，簡單樸實。《楚辭》則文辭華美，篇幅較長，是一種長篇史詩。“賦”在形式上是《楚辭》式的，隻是沒有《楚辭》中運用自如的楚民族方言。在內容上則是《詩經》式的，隻是內涵更為豐富。一篇標準的“賦”，大約有三四百句，每句字數沒有限製，押韻也並不嚴格。這種體裁，比《詩經》、《楚辭》更適宜表達感想和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