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知行統一論者。他自謂“知天命”，不僅包含對天之常道的體認，而且包含對常道的躬行踐履和自覺承負。他說“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即有此義。人崇尚懿德善行乃“秉彝”即秉守常道之所使然，人也就成為常道的踐行者和承負者。孔無疑以此自居。在他看來，他振興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對道德世界和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乃是天之常道所顯示的曆史使命的積極踐履和自覺承負。這種使命感一旦確立，即使身處逆境，亦堅守不渝。因此，他後來遊曆諸侯，適宋遭司馬桓魅圖害及過匡為匡人所困時，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從這些話中，不難體會到這位滿懷濟世之願而棲棲遑遑的行道者，在危難時刻那種肩負曆史使命而不顧安危的慷慨與悲壯。
由上可見，孔子的天命觀，就其無神論傾向來說，表現為非宗教的敬天知命的世界觀；就其社會功利性來說，則為以行道濟世為天賦天職的人生觀。所謂“五十而知天命”，便是在此時期這一世界觀、人生觀之最後確立。
應當指出，孔子的無神論思想是不徹底的。正如當時無神論思潮還無力直接論證天帝神鬼之有無一樣，孔子也沒有從正麵否定主宰之天的存在。他對天、天命所作的某種自然主義的理性思考，以及對決定事物發展的隱因（“命”）所作的體悟，其內涵較為朦朧。從這一點來說，孔子的天命觀具有從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過渡的特征。
如果說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孔子天命觀中還存在超自然體的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在孔子關於鬼神問題的看法中則十分淡薄。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這是孔子對自己立場的基本說明。敬，是指在祭祀時保持禮儀的嚴肅性；遠，疏遠，是說不要把人事吉凶同鬼神聯係起來而祈其保護。在他看來，在對鬼神之有無及其作用難以作出實證的情況下，保持這種態度是明智的。因此，他堅持不談鬼神，即使學生們直接提問，也不願正麵作出解釋。有一次，子路問如何服事鬼神，孔子回答說：“人還不能服事，怎麼能服事鬼？”子路又問：“死是怎麼回事？”孔子說：“生的道理還未弄明白，怎麼能知道死？”這樣的問答還在子貢孔子之間進行過。子貢問：
“人死以後還有知覺嗎？”
在科學的發展還處於蒙昧階段的春秋時期，對人死是否有知、精神是否不滅這類問題很難做出真正的科學的說明，故孔子不正麵作答，而以風趣的口吻說：
“我如果說死而有知，恐怕會使孝子賢孫為死去的父母過度操辦而影響養生；如果說死而無知，又恐怕不孝子孫對死者棄而不葬。你想知道人死有知還是無知，等你死後自己去體驗吧，到那時還不算晚。”
幽默中仍不失孔子關心人事、注重道德的立場。這種立場使孔子對一切玄想和宗教信仰不願做過多探究，試圖把宗教神秘轉變為人倫日用之常。在他看來，人們對鬼神的虔誠如果不是表現為對神秘世界的憧憬，而是滿足人倫道德的心理欲求，不因對鬼神的禮拜而放棄對人事的追求，那麼，即使承認鬼神存在也無關緊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不存在，也可以假想他們存在；假想其存在是為了寄托思情，達到死者與生者、曆史與現實的統一。這就是孔子不相信鬼神而又尚禮重祭的複雜心態。
四、廣納弟子
孔子35歲訪問京師洛邑歸來以後，向他求學的門生逐漸增多。從此直至他51歲仕魯前這16年間，是他的私學大發展期。他的許多高足，如顏回、冉雍、冉有、宰我、子貢、宓子賤、有若、公冶長、商瞿、高柴、曾點、巫馬施、梁鱧等人，都可能是這個時期招收的學生。由於“有教無類”，故招生對象絕大多數都是出身微賤的平民子弟。文化課仍為詩、書、禮、樂。在孔子招收的學生中，有些人是抱著“幹祿”（謀取官祿）的目的來學習的，孔子也希望他們學而有成，在有條件的時候擔任國家公職。這樣就向孔子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以作用於社會？也就是按什麼標準去培養人、塑造人的問題。因此，在孔子誨語中，便有“聖人”、“君子”、“成人”、“誌士”等人格概念的提出，而提得最多的則是“君子”（《論語》一書言及“君子”者多達107次）。君子是孔子用來培養學生和律人律己的標準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