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思潮的流行和轉移，常常是緣於一些專家學者對西方各種時髦學說的宣揚。與二十多年前無書可讀的情形相比，時下的知識多得目不暇接，而且轉瞬就已過時，令人感到知識的不能承受之重。知識一旦成為信息，就如同自然山水變成了旅遊景點，看到的不再是風景，而是絡繹於途的遊人和垃圾。因此現在出了一個王小波，沉靜地守著某種知識，並把它作為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資本，這使人們趨時的心感到了某種清新。
王小波的力量在於他擁有一個常識的立場。淵博的學者指出他的思想來自英美式的自由主義，這也許是對的，但他的文字更像是表達了一些常識，而不是某種主義。在本質上他不是個詩人而是個小說家，這可以從他不唱高調，比如厭談崇高或激情之類中發現。他關注的是現實生活本身，對於時下的一些理論和主張，他都把它納入常識的範疇中來觀察，這使得他的隨筆具有一種簡潔明白的效果。所謂常識，不過就是明白日常事理的能力，順任自然和習俗，大至民族閱曆，小至個人經曆，都可以拿來作思想的參照。人類精神的成長，其實是很緩慢的，根本的東西就那麼一些，例如蘇格拉底、耶穌、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等等。現代人弄出許多博大精深的學說，實質上並沒有給人類精神增加什麼新的內容。何況先哲的言論原本也都是出自常識，隻是後來由於文化的積澱，它們才變成了知識權威。所以麵對複雜的世界，各種各樣的學說，往往倒是平常的心智來得可靠。王小波喜歡在書中敘述許多個人故事，就因為倘若離開了尋常經驗和常識的描述，任何學說都可能成為謊言。
服從常識往往能使人通情達理，因為它總是直接洞悉事物的真實。魯迅先生說過：“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常識是我們了解世界的一種直接的方式，其精髓在於自然，而一個不能靠常識作出判斷的人，俗的說法是沒頭腦。在王小波眼裏，他的姥姥是個有頭腦的人，她在“大躍進”時期不相信一畝地會產三十萬斤糧食，因為這不符合自然。尤其她還是一個普通人，麵臨沒有飯吃的問題，因此她的常識中還包含著利害的成分，而懂得利害關係的人往往懂得事理，已經沒有飯吃還說形勢大好，就不是承認事理，而是順從思想。其實常識正是思想的底子，王小波明白這一點，對於應不應搶救被洪水衝走的國家財產，他認為首先應問問值不值得，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是通情達理，也是真實不欺。
服從常識還意味著使用簡潔明白的話語，讓思想的表達舉重若輕。樸素的語言也能說出真理，而且說得更好。這方麵，古今中外那些真正的思想家、文學家為我們樹立了典範，他們的文章總是明白曉暢，容易與人溝通。如果一個明白的道理，卻非要表達得很複雜，做出很有學識很有思想的樣子，其結果往往顯得舉輕若重。王小波曾談到一個生產隊長，在常識領域中他十分聰明，而且有趣，但他偏想要有思想，說點那個時代的時髦話語，結果很鬧了些笑話。那個隊長恰恰忘記了，一句蘊含著生活經驗的話語也許比任何迷人的理論都更有價值。
我們曾生活在一個失去常識的年代，“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就是全民對常識的恢複，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比如小崗村村民的大包幹，其實全都是常識。後代的人將不會明白，這樣的言行當初竟然能使全民激動不已，他們更不會明白，為了這些常識中國人曾付出了幾十年的苦難代價。我們的社會不缺乏理論，缺乏的是常識，像王小波姥姥那樣的常識。任何偉大的思想並不比一個老農的看法對人們更有益。如最近的報紙所透露的，五十年代末的科學家們還曾接到最高指示，開展“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研課題，要將吃不完的糧食轉化成有機化工原料，而當時的現狀早已是哀鴻遍野了。在任何時候這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習慣於尋求一個關於世界的普遍性理論，用某種思想或主義來對現實進行解釋，而不管生活本身是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