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運動，不斷整人，這個現象在我黨曆史上反複出現，必須從根本上挖出它的根源。
首先是理論與認識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吃虧於“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局限於階級鬥爭和“消滅一切私有製”（及由此形成的“意識形態”）的框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正確的，但對於革命的進程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具體的設想。對革命形勢何時到來，就曾估計得樂觀了，但也隻是探討性的，到了晚年尤其恩格斯，已認識到早年的估計過於樂觀，並認為經過議會道路改造資本主義是可能的。馬、恩的學說產生於十九世紀的西歐，怎麼可能一概適用於幾十年百年後的東方和全世界呢。馬克思曾設想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直至非資本主義）的東方國家，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帶來的痛苦，而更快地導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所謂跨越“卡夫丁峽穀”。馬克思僅僅是提出了一個設想，這種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很不成熟時期的設想，竟為東方革命國家一一實踐！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似乎更證明了這一設想的指導意義。
十月革命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曾匆匆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垂死階段這一結論，似乎資本主義的壽命屈指可數了，社會主義革命不久就會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同時還提出共產主義可以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的觀點。列寧急於消滅私有製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碰了釘子後，改行新經濟政策，認識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很長期的過程。這是符合當時蘇聯曆史實際的正確政策。可惜列寧死得太早。斯大林沒有接受列寧的新認識，加速實行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條件不成熟，遇到困難就搞階級鬥爭，搞肅反，實行鎮壓政策。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一邊倒”，仿效蘇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總是隨著人類的進步不斷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國度都應當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發展，有所創新，而不能死抱住馬克思的片言隻語或已經過時的觀點，生搬硬套。我們犯了曆史性的錯誤，不能怪馬克思，也不能怪列寧、斯大林，隻能怪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並沒有遵從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人類曆史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和經濟製度，而不是上層建築，後者對前者隻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們對這一點，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顛倒了。戰爭年代我們講新民主主義，搞三三製；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講到：要將“中國建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許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個合理的發展。他還談到，“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幾萬萬人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這些正確的理論、思想，就被他自己拋棄了，就急於進入社會主義，搞“一天等於二十年”，搞“大躍進”和“三麵紅旗”，一直錯到十年“文革”，到“崩潰的邊沿”。回顧曆史，真是感慨萬端。
其次，“左”的反複出現還有一個根本原因——體製問題（來源於“無產階級專政”同封建專製主義相結合），即我們“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還沒有做好，這就同民主化的問題有關了。我國是一個封建專製主義長達兩千多年的國家，儒家命根是三綱六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從秦始皇到蔣介石，一直是一個個人專斷、家長製和愚昧、盲從、迷信的國家；當然也是一個權力無限，濫用權力，沒有監督與法治的國家。舊社會的這種專製傳統也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黨與我們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