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從抗戰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風、自己的經曆還算比較順當的。當年接受黨的教育、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為抗戰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黨工作時，1939年到重慶參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會議。馮文彬、胡喬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會議。聽王明、博古作過報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原版書，印象很深，如同講壇上的迂腐教授，當年並不喜歡這種搬書本的教授。會後和胡喬木到湖南檢查工作，轉了一個月。當年我在地方上“紅”了（即暴露了），南方局決定調我到延安。又同胡喬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工作。1941年調到《解放日報》。我的遭遇還比較正常。
1941年，整風運動先在黨的上層進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清算其在內戰時期對黨造成的危害和損失；也聽說批評了周恩來的經驗主義。由於發生了王實味等問題，隨後整風從上層轉到全黨來進行，就涉及到廣大知識分子，當時把知識分子的什麼缺點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這跟解放以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歸結為“資產階級思想”是類似的。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曆史意義，已經有了定論；但知識分子從而把自己貶得一錢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談及。整風運動隨即轉入可怕的“搶救運動”，至今還沒有見到對此事的全麵論述，境外倒是有了這種書。我就是在這次運動中被捕坐牢的。
總結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我以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問題。1992年小平同誌南巡講話，特別講了“左”是根深蒂固的問題。
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裏整的嚴重後果。內戰時期從富田事變前後開始“肅反”，打“AB團”，打“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托派”、“羅章龍派”等等，直到長征結束才停止。我接觸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三個地區誤殺了四、五萬人，加上中央蘇區、湘贛、閩西、閩浙贛等，直到陝北，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十萬人；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隻剩下四個黨員。許多地區是殺得自己站不住腳的。
延安“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並執行。康生1937年從蘇聯回來，把蘇聯肅反那一套也帶了回來，說什麼延安黨政軍機關“特務如麻”，毛澤東也曾一度相信，隨即擴大到華北、華中所有根據地。當時沿用刑訊逼供信的辦法，臆造出了國民黨區的“紅旗黨”，四川、河南、甘肅、廣西、廣東、浙江、湖南等省的地下黨，幾乎無一例外，都變成了“紅旗黨”。中央黨校動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學在逼供之下，誣陷我為特務，且是他的“領導人”，於是我被抓了起來。在棗園、保安處等地共關了幾百上千人。楊靜仁、武衡、吳波、周建南等都和我關在一起。當時逼供信很厲害。我經曆過五天五夜不給睡覺，不準眨眼睛，認為這樣就可能失去控製講出真話來。我當時挺住了，沒有亂講。這種辦法有長到半個月的。幸有毛澤東的九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才沒有重複過去亂殺的錯誤。隨後，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脫帽鞠躬，對被錯整的同誌表示歉意，這場運動就此草草結束。1950年我在長沙看過唐縱的全部日記。唐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頭，戴笠的副手，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他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記上寫道：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唐縱日記現已出版）。可見、康生說的什麼“特務如麻”，完全是自己亂自己。
遺憾的是從江西時期起，如此嚴重、可怕和慘痛的教訓，一直沒有認真總結，以致新中國成立以後，從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四清”一直到“文革”，政治運動不斷，其損失其後果真是難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當時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傷及三百八十萬人；“四清”運動認為三分之一基層單位組織不在我們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敵情，冤案如山，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1978年後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基本結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長曆史，但積習猶存，餘波未息，對舉世公認的改革開放現實，對鄧小平的“一個中心”、“三個麵向”、“三個有利於”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實踐，近年來還不是出現好多“萬言書”、遭到持極左觀點人們的攻擊？所以來日方長，鬥爭正未有盡期。
延安的“搶救運動”，使我頭腦更加冷靜，較能夠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