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我們熟讀毛澤東的著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可以說佩服得五體投地。實際上，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在這些著作中也已經接觸到並有了初步解決。例如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需要發展經濟，隻要有利於國計民生，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發展，等等。可惜，這些屬於毛澤東思想正確的東西，新中國成立以後，都被他親手拋棄了，反而在“左”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到了十年“文革”，天下大亂做到了，經濟則到了臨界崩潰邊緣，走上了一條絕路，天下大治有待後人。
當然，總的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比較謹慎，比較實事求是。客觀上的原因是敵人強大，有三座大山，還有共產國際、斯大林，這是客觀的存在，也是巨大的製約。在這個時期，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農民大國的實際，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長期同“左”傾教條主義即同共產國際、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作鬥爭，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開國之後，情況大變。經抗美援朝，認為美帝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認為斯大林也不過如此；1957年到莫斯科開會，對赫魯曉夫當然不在話下；在黨內是“鶴立雞群”；認為知識分子其實最沒有知識，遠不如工農；群眾鬧事，沒什麼可怕。總之，失去了一切製約，早年思想中“左”的東西抬頭了；晚年“左”傾錯誤發展了，最後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高呼“四個偉大”，最中意的是“偉大導師”，這也是早年“君師合一”的思想。
總的來說，開國以來，毛澤東對如何在一個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的問題，一直采取了“輕敵”的態度，一再急於求成，不能不犯“左”的錯誤。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土改完成，認為封建主義已經解決。開始建設，爭取蘇聯援助，沿用蘇聯模式。雖然《論十大關係》想擺脫蘇聯某些影響，走自己的路，但總的方向仍是從蘇聯那裏來的：認為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時刻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認為今後的鬥爭對象與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硬將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於是，緊鑼密鼓，反右派結合反“反冒進”；幾年間就能超英趕美，幻想向共產主義過渡。結果經濟大倒退，餓死了幾千萬人。仍然不接受教訓，轉而從經濟運動完全轉向政治運動，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期間為整個過渡時期，一直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造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終於不可思議地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消除“身邊的赫魯曉夫”，發動“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亂”。
應當說，關於經濟方麵的知識尤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曆史，毛澤東是太生疏、太不理解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厭惡，恐怕還是源於馬、恩早期對資本原始積累的野蠻和殘酷，以及帝國主義的本能擴張性的揭示，而很少注意資本主義在曆史發展中的進步意義和不斷變化。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他似乎注意到了中國還需要發展資本主義這一麵，但革命勝利很快到來，急於社會主義改造，急於追趕蘇聯，完全不顧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在西方所起的變化，盲目估計世界形勢，蘇聯衛星先上天，即“東風壓倒西風”，以為社會主義陣營會很快戰勝資本主義陣營了。於是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成為頭號要打倒的敵人，而忽視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沒有肅清，自發的小農經濟思想占優勢。毛澤東一生隻去過兩次蘇聯，沒有到過西方國家。他個人的經驗主要在戰爭年代，以打仗和政治鬥爭為主，他非常熟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帝王統治之術；經濟方麵隻有“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條，又不幸地以為搞經濟難道會比打仗還難嗎？於是過分迷信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迷信“發動群眾”的威力，而且總覺得自己才是一貫正確。於是經濟上無視實際，以浪漫主義之要求而令全國立刻見之於實際。
當然，也還由於有這樣的土壤，曆史造成中國老百姓太聽話，如魯迅所言，習慣於當奴隸乃至當奴才，知識分子也是如此，敢講話的也被整得不敢講話了。三年“大躍進”死了多少人？保守的估計有兩千萬以上啊！我當時在北大荒勞改，幾乎餓死。後來田家英等人聽說我在挨餓，向李富春反映，才把我調回北京。回北京前先調到虎林鎮上電廠勞動，在那裏可以買到泥鰍，六毛錢一個的雞蛋，才免於一死。我體會到挨餓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做了輕描淡寫的檢討。劉少奇卻說了真話，“餓死人是要寫入曆史的”，餓死那麼多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林彪跳出來保護毛澤東，把一切錯誤說成是“不聽毛主席的話”造成的。毛澤東對林彪的說法，非常滿意。在損失如此大的關頭，毛澤東仍未轉彎，一意照既定方針辦，不願吸取教訓；以後直至發動紅衛兵來解決劉、鄧問題，這是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