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文革”以後，經濟方麵比較好地吸取了經驗教訓，有了較大的突破。經過二十年的曲折、反複實踐，我們終於認識清楚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現代市場經濟製度適用於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總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強，效率較高，成本較低。隻有通過市場經濟，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鄧小平理論上的一大突破。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規定為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追求社會公正）。二十年的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的正確。當然，隨著實踐不斷發展，這一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要繼續發展。
相對而言，改革開放表現在政治體製，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還顯得滯後。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一極其重要的講話。由於當時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的問題，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這個講話就被擱置下來了，直到現在，很少再提及。我在1997年7月列席中共十五大時的書麵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和意見》，摘引了鄧小平《講話》的很多原文，為的是以其正確性和權威性來說明《講話》中所批判的封建專製主義的殘餘影響、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作風、特權思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法製的不完備和法治難以貫徹，等等方麵，都還沒有很好解決。而政治體製改革不能同經濟體製改革同步進行，必然影響經濟的更好發展，尤其使得國有企業改革遲滯不前；同時，權力不受到限製，沒有各種有效監督，必然導致腐敗叢生，甚至難以遏製。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十二個問題中有四個問題同鄧小平《講話》是一致的：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要講真話，言行一致；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準搞特權。“關於發揚黨內民主”是這樣寫的：“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意見，對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這些“生活準則”寫得都很具體，但是，實行得怎麼樣呢？周揚事件就是這個《準則》通過不久之後發生的。
生活告訴我們：“左”的教條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每前進一步都是艱難的。記得在推行農村責任製的時候，有些省委的領導很生動地描繪過這個艱難的過程。“第一年說搞承包就是資本主義；第二年對搞承包的態度是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第三年的態度是窮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覺悟過來——我落後了！”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這個過程就更複雜了。看過一個材料，說西方禁止隨地吐痰這件小事，也經過了一、兩百年才得以實現。
政治體製改革看來也急不得，要比較徹底地解決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前麵談過，我們要大力提倡講民主，講科學，講法治。民主、科學、法治是構成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們肅清封建專製主義殘餘和克服“左”的教條主義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僅難以闊步前進，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
（此文原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囑咐》一書稿約，撰於一九九九年夏。現重新改寫。二○○○年九月記）
（李銳文，原載《書屋》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