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啟蒙」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學者呼籲國人回歸“五四”啟蒙傳統時，漢語知識界應者寥寥。啟蒙在世界範圍內已經過時，繼續啟蒙等於自甘落後，幾乎是漢語知識界在世紀末的共識。現在二十世紀已是往事，我則認為，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理念還未能切實傳達給廣大的民眾，電視屏幕上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帝王形象，普通民眾仍在期待強勢個體的拯救。許多文本依然將公民稱為群眾，我們的日常生活、大眾文化等還在前現代和現代之間搖擺。在這種生存情境中，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不能不追問：啟蒙在中國真的過時了嗎？中國能不能越過啟蒙直接進入後現代？
答案其實不言而喻。
但是反對啟蒙的聲音曾經如此響亮，一度遮蔽了對於啟蒙的籲求，其中必有可玩味乃至可借鑒之處。重視異見並同持異見者對話，本是啟蒙主義的基本立場。啟蒙的強大之處在於既允許別人反對啟蒙，又能在與反對者的對話中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將在與反對啟蒙者的對話中揭示一個真理：啟蒙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尚未完成。
中國真實的啟蒙曆程短得可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說啟蒙在中國還任重道遠。在啟蒙的開端處，啟蒙者必須言說常識：啟蒙的目標是什麼？五四時期的啟蒙者將之歸結為：讓德（民主）賽（科學）二先生進駐中國。為何偏偏要選擇這兩位先生呢？目的無非是：通過立人而立國。立人者，使人站立起來也。使不曾站立起來者站立起來，便是啟蒙的解放功能。陳獨秀對此曾有恰當的言說：
解放者也，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之和，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惟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呼喚所有人成為自主自立者，乃“五四”啟蒙運動最重要的話語實踐，然而其中似乎暗含著一個悖論：你想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有自主之能力和權利，但是啟蒙與被啟蒙者的二分法卻預先設定了人和人的不平等地位。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此類質疑之聲逐漸壯大，成為人們拒斥啟蒙的最重要理由。上個世紀末的我也經曆了由參與啟蒙到反對啟蒙的精神曆程，曾在《這個時代不需要啟蒙哲學》中斷言：
啟蒙哲學設定了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和謙卑的被啟蒙者，前者作為知識精英總是通過話語照亮後者的心靈，把他們帶入真理的澄明中去。它在本質上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因為市場經濟的行動準則（遊戲規則）是個體的普遍參與，而這要求承認個體的獨立地位，即他具有獨立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和能力；這種具有獨立地位的個體本質上是不需要他人啟蒙的，因為任何啟蒙都設定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不平等關係，取消著被啟蒙者的獨立地位。
這種邏輯在較長的時間裏支配著我，以至於我在寫這篇文章之前仍猶豫不決。直到讀了康德對於啟蒙的定義，我才重新確立了對於啟蒙的信念：
啟蒙運動使人類從自我強加的受監護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這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性。這樣一種我稱之為“自我強加的”受監護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缺乏領導的幫助就沒有勇氣和決心來使用自己的理智。
Sapereaude!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康德的這番話揭露出某些漢語知識人對於啟蒙曾經有過和正在有的誤解——將啟蒙與被啟蒙的二分法強行塞入啟蒙話語中，然後再鄭重其事地反對已經被扭曲了的啟蒙敘事，這實際上是所有反對啟蒙者真實的精神曆程。啟蒙在英文中寫作enlightenment，其最基本的意思是照亮，所照亮的對象自然是人的心靈。這種意義上的啟蒙歸根結底不能來自他人——來源於外界的光亮可以照亮我的麵孔，卻不能照亮我的心靈，他人的話語不能像陽光照亮湖水那樣照亮我的內心世界，照亮我心靈的隻能是我內在的光明。人永遠是自我照明的存在，啟蒙的本質就是說出和傳播這個真理。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以為自己不被領導和監護就無法生存，恰是啟蒙實踐所要揭露和消除的錯誤。對不敢運用自己理性者進行啟蒙不是成為他們新的領導，而是呼喚他們自己照亮自己。啟蒙歸根結底是自我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