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所以需要把記憶凝固下來，提醒自己曾經發生過的悲劇和喜劇、偉大和渺小、善與惡、美與醜，於是化記憶為曆史，正因為如此，人類才能在過去五千年內有所前進。然而，人畢竟健忘，且不同人的記憶又彼此矛盾，所以古往今來的曆史總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別。同一時期的記憶竟能大相徑庭，於是，先是有人在記憶中背叛了曆史，接著就是更多人在這樣的曆史中背叛了記憶。再接著是集體的失憶和集體的背叛。對這樣輪番上演的悲劇，東西方有兩個人物說得最簡潔。西方的黑格爾，說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為止我們從曆史中學到的惟一東西就是我們尚未從曆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東方的杜牧，說法具有東方的經驗特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一）
我和許多青年談起“文革”，聽者發天方夜譚之歎，說者有白頭宮女話玄宗之感。比如，翻開修訂後的《辭海》、《辭源》、《現代漢語大辭典》竟查不到“文革”中無人不知、無人不讀、無人不聽、無人不學、無人不批的“大字報”一詞。可見，遺忘曆史，背叛記憶，並不難。
但，某些國人眼下正在積極實施一個宏大的計劃——將這場大悲劇喬裝打扮為一場偉大的進步運動。起先還有點羞羞答答，漸漸開始理直氣壯、肆無忌憚起來。要人證，他們異口同聲，要物證，他們眾口鑠金。已經出台的言論無外乎這麼幾種：或者彈隻有“文革”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老調，或者奏“文革”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大民主實驗的新曲，或者發“文革”促成中國完成偉大工業革命的妙論，又或者稱這是一次實踐偉大理想的浪漫主義試驗。
更多論者則采取直接類比法，比較常見的有：現在官場是何等腐敗，“文革”時期官員極其清廉；現在社會秩序不好，“文革”時則社會秩序井然夜不閉戶；現在人們心靈空虛、拜金主義盛行，“文革”時期大家思想充實、革命激情高昂；現在貧富懸殊，“文革”時期則共同發展；現在娼妓性病艾滋病泛濫，“文革”時社會純潔醜惡現象一掃而空；現在就業形勢嚴峻，“文革”時期就業充分各安其位等等。
我在某網站討論時，碰見一位高人沈老師，為堅決捍衛“文革”積極分子。某日，論及1959—1961年三年大饑荒時，這位沈老師可謂展現了“高超”的辯論技巧，例如：“要眼見為實，誰看見大量非正常死亡了？我是過來人，我怎麼沒看見，他也沒看見，大家都沒看見，所以這件事未曾發生過。”——好一個眼見為實，耳聽為虛！
我本來以為這些言論不值一駁，然而，謬種日益流傳，謊言重複千遍，還真就要成了真理，因此不得不拿起掃帚清掃灰塵，正如“偉大導師”所言：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二）
很多人，特別是一些“憤青”，一些自認為愛國的熱血青年們，他們褒揚“文革”、甚至主張回到“文革”時代，主要是基於對當下社會弊病的不滿和批判。
毋庸諱言，現在嚴重社會失衡和不公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嚴峻的程度——比如經濟腐敗的肆無忌憚、恬不知恥的教育產業化、公共醫療的崩潰、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對公共資源的掠奪、性病艾滋病的廣泛傳播等等，這些現象確實不能不讓人產生深深的擔憂。是的，現實的問題很嚴峻，網上網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左派們和右派們，盡管開出的藥方各不相同，但對當前社會問題之嚴重起碼都有相當的共識。但回到“文革”能解決問題麼？恐怕不能，隻會是聾子治成啞巴。解決現實問題去“文革”倉庫裏隻能獲取教訓，不可能找到藥方。
現在官僚腐敗現象範圍之廣、腐敗官員人數之眾級別之高、腐敗金額數字之大、腐敗情節之荒唐惡劣的確觸目驚心，比如玩弄一百零八名婦女的張二江，比如“想到廣西還有六百萬人沒有脫貧就寢食難安”的成克傑，比如給安徽阜陽帶來十幾億外債的王懷中，比如福建廈門遠華和沈陽慕馬案中的整套整套班子的腐爛。但“文革”期間是否是官僚廉潔，個個都是焦裕祿式的好幹部？恐怕非也。就腐敗而言，“文革”期間同樣廣泛存在，隻是和現在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現在多表現為牟取經濟利益，那時多體現為謀求政治安全。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者缺乏對“文革”常識的起碼了解。江青動用外彙購買高級相機，看外國電影，邱會作用玻璃鋼製作地板，下邊金魚“遊來遊去”，都是冰山一角而已。王洪文在1973年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後，比他資格老的張春橋十分鬱悶，他指使徐景賢給中央寫信，揭發王洪文種種腐化變質行為，除了打獵釣魚吃法國大餐外，還有一個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誌在家裏還使用一個黑色的進口精密儀器，從遠處操縱電視機（其實就是今天的電視遙控器）。”足以見證“文革”時期絕非是腐敗的真空。
腐敗說到底是對公共權力的私用，不管是今天用來貪汙，還是過去用來打擊“階級敵人”，其實質均是公共權力的異化。導致權力異化的根源是對權力無法進行監督和製約，因此要從根本上鏟除腐敗，靠樹立幾個清官，靠殺幾個貪官，靠“文革”式的群眾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用製度來減少腐敗才是正道，比如擴大輿論監督權，比如確保司法公正，等等。
不少論者稱：現在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是製約中國實現現代化、製約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瓶頸問題。其實“三農”問題的根源是城鄉二元體製的惡果，是為了實現城市工業化對農業和農民進行超經濟強製、實行高積累的惡果。其源頭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體製的建立。有人稱，現在農民十分懷念“文革”期間的幸福時光——其實是對農民真實想法的閹割。農民是對現實不滿，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同意回到“文革”時代。“文革”時期，理論上看，農民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毛澤東也屢屢稱“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到農村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實際是因為城市無法滿足大量人口就業，而把城市包袱甩給本已一窮二白的農村而已，讓農民犧牲再犧牲。農民被戶籍製度限製在農村，被人民公社製度剝奪自由勞動的權利，造成農業長期的停滯。可以說，“三農”問題形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鞏固於六七十年代，緩解於八十年代，激化於九十年代。“三農”問題乍一看，似乎是人口和資源問題，深入看是體製問題。建國以來，貫徹的經濟建設思路就是以農養工——據說三十年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民被剝奪的財富在八千億到一萬億元人民幣左右，而改革開放之初全國所有城市和工業的總值才一萬一千億元人民幣。問題的實質是在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裏，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被賦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當下這種不平等交易擴充到更廣的社會階層）。
他們過去為城市第一輪工業化高積累做奉獻，現在又以農民工的形式為城市的第二輪發展做奉獻，但卻沒有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享受公共福利的資格。從曆史發展來看，“文革”時期的農民完全失去了自主生產權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通過自發鬥爭和創造否定了人民公社製度，獲得了一定的經營權，同時也獲得了發展集體非農產業的權利，鄉鎮企業獲得發展。九十年代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提升和對外開放的加快，一億多農民流動到城市，部分獲得了流動權和遷徙權。這些發展，對於農民來說自然是重大的進步，也正是對“文革”人民公社體製否定的結果。當前，“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問題的症結在於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隨著農業市場日益對外開放，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麵臨國際糧食生產的擠壓而陷於困境，農村基層政權的無限製膨脹使農民負擔日益攀升。當前農村是麵臨著市場瓶頸、資源瓶頸、人口瓶頸、體製瓶頸等諸多難題，這也是中國發展最難以解決的超級難題。要解決此問題，回到“文革”時代隻能是死路一條，可供解決的思路隻能是逐漸取消城鄉二元分割體製，給予農民平等的市場交易權利和政治權利，政府給農村提供公共醫療、教育等福利，給農業提供持續經濟補貼。現在中央的一係列政策正在朝此方向邁進，已經有了初步開端。
再說失業下崗問題。“文革”期間似乎人人有工作崗位，處處充分就業，可是那一千六百萬知青還何必去農村呢？失業下崗問題，總的來說是人口總量膨脹、勞動力幾乎無限量可供給帶來的，這一點和1957年錯誤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有直接關係，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的錯誤思想盛行一時。六七十年代在人口處於六億至七億的爆炸瓶頸時，沒有采取有效的幹預政策，直接導致後來嚴重的人口問題。人口問題成為牽製經濟發展、資源保護、政治體製、文化教育等其他問題的全局性瓶頸，使任何問題的解決都不能不涉及這一瓶頸。此外，由於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換代、生產自動化程度提高等客觀因素，更加速了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批判的不是失業下崗這一客觀現象，而是在操作這一過程中權力和資本借“減員增效，末位淘汰”等手段對弱者合法權利的剝奪，政府應該建立麵對全社會成員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機製，而不是逢年過節上演“慰問秀”。
再如所謂的人心敗壞，道德崩潰。不可否認，當前社會麵臨價值和信仰危機，似乎隻有錢使人怦然心動，隻有利讓人趨之若鶩。國人很大程度已經形成了“貪民心態”、“刁民心態”，整個人群麵臨集體越軌的危險，社會生態有內向惡爆炸的可能。這似乎很讓人回憶“文革”時期人人大公無私，個個高風亮節的美好時光。但是否存在這樣的美好時光？恐怕要打一個問號。眾所周知，“文革”期間表麵上要“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但實際上所有人為了自保，時刻處於揭發別人和防止被別人揭發的心靈恐懼中，人人自危，家家恐怖。過去是不得不偽善，現在不少人則是赤裸裸地作惡。不要說現在人缺乏良心，良心早已經在“文革”中遭到重創，恢複起來甚為艱難。過去的偽善和現在的作惡隻不過是一個民族的不同臉譜而已。然而，不由想到孩子們，眼見著他們後來居上，青出於藍，不由讓人暗自心驚。人心敗壞，非僅民恥，乃國恥也。民何罪，求生而已。上帝已死，如蒼生何！？
綜上所述，現在的許多現象，追根溯源，不完全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有些甚至與“文革”遺產有直接的牽連，比如“三農”問題。所以，要想真正批判現實，改造現實，不但要從現實入手，更要進一步從曆史入手，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當然，徹底否定“文革”這場政治運動並不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一曆史時期，比如，“文革”時期農村廉價醫療是好的，農村廉價教育也好。汲取過去的合理因素，再提高質量，對遏製當下教育和醫療的畸形發展也不無裨益。但不能為了這兩點，非得要重溫全部舊夢吧。正如總不能因為羨慕盲人鼻子好使，所以把自己眼睛也給廢了吧。
（三）
“文革”是群眾運動反對官僚主義的大民主實驗嗎？
乍一看，“文革”時期確實將群眾運動發揚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對官僚體係的衝擊也確實是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的題內之義，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這四大權利一度寫入憲法，後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修憲予以廢除）、遊行示威、集會結社、直至文攻武衛種種所謂的“大民主”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群眾運動天然具有合理和正義性，反官僚主義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魅力，“大民主”的做法被用來凸現工農群眾的主人翁地位，更為許多人懷念。然而撥開這些表麵的迷霧，分析它們深層次的內在聯係和邏輯，不難發現，“文革”號稱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反官僚主義非但沒有削弱政治專製反而更加強化之；“大民主”不但沒有確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導致政府公權更加肆意擴張，公民私權更加弱化。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切，群眾運動、反官僚係統，不但不是什麼民主，相反，是對民主的最大嘲弄。
毛澤東善於發動群眾，發動人類曆史上空前的群眾運動，是共產黨也是毛澤東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主要靠土地政策對農民的吸引爭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建國後從批胡風開始，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64年“四清”運動，毛澤東運用自如的最有效武器還是發動群眾。今天很多論者把“文革”區分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指出人民群眾在“文革”中其實是作為符號和工具被利用了，但卻相對忽視了人民群眾也有主動迎合、參與的動力。整個運動中自上而下者有運籌帷幄，也有因勢利導；自下而上者有投其所好，也另有所圖。但前者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是無疑的，毛澤東能駕馭數億群眾得心應手，主要得力於以下三點：其一是近乎神跡的巨大功績、浪漫主義詩人的傳奇魅力自然使他成為全體國人的膜拜對象。在皇權主義根深蒂固，聖人出、河水清的傳統思想仍有豐厚土壤情況下，人民忘記《國際歌》，高唱《東方紅》，痛斥封建帝王，卻又異口同聲高呼“毛主席萬歲”的邏輯並不奇怪。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個人崇拜分兩種，正確的和錯誤的，正確的就要崇拜。其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對僵硬體製的反叛渴望。這部分人青春的躁動、理想主義的熱情、反抗一切束縛的心理渴望一旦和毛澤東“打破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詩人浪漫相結合，自然上演了空前的群眾運動。其三，少不了康生、江青、姚文元一幹打手的見風使舵，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