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是由知識分子書寫的，然而知識分子自身的曆史，卻常常無人書寫。個中的緣由，大概是因為知識分子在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無足輕重的雜毛，連獨立的名分都沒有，何來獨立的曆史？這一情形，到八十年代有所改變，在文化熱之中，產生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曆史的反思，於是，知識分子開始有了自我的曆史。算起來，研究知識分子曆史的，在八十年代我算比較早的一個。我個人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曆史發生研究的興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談論興趣），起因純屬偶然。1982年我在華東師大畢業留校，係裏分配給我的教學任務是中國民主黨派史。中國的民主黨派，在其成立之初，絕大多數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黨派的曆史，也不妨讀作一部知識分子的曆史。在當時文化熱氛圍的烘托下，我嚐試以一種文化的視角來考察這些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考察他們在一個大時代中從傳統到現代的曆史轉型。當時，我采用了“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樣一個中心理念，而且將這一理念作為研究轉型期知識分子的主要依據。
“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一理念在當時的知識圈裏得到了相當普遍的回應，成為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盡管這一理念在當時具有現實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學理和曆史上的論證依然是不充分的。何況，學術研究在起初可以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熱忱所引發，但其持久的生命力應該是自恰的、獨立的，而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學術體現。而作為學術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史，就不僅僅是一部獨立人格的轉型史，它還具有社會學、知識學等多種蘊涵，應該通過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心態史、社會史等多學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獨立的、冷靜的、與現實有距離的客觀研究。
為了替以後的知識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礎，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暫別這一課題，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曆史，來觀察知識分子所憑藉的時代背景和所麵臨的曆史問題。同時，通過跨學科的廣泛閱讀，調整和優化自身的知識結構，以期在一個更廣闊的曆史／知識背景下來理解和解讀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這一調整到去年得以完成，我重新從宏觀回到微觀，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識分子曆史的研究，回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曆史的課題。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中，有過幾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大時代。所謂大時代，按照魯迅的說法，“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大時代有四個：先秦、魏晉、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紀。在這些大時代中，整個社會麵臨著巨大的轉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僅與政治環境發生激烈的衝突，而且自身也麵臨著巨大的矛盾。大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醜陋的；是最單純的，也是最複雜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我們仍然置身於一個大時代之中，書寫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曆史，也就等於在書寫我們自身。
不過，對於學術研究來說，二十世紀畢竟太宏觀了。這短短的一百年間，發生了多少波瀾曲折，其變化動蕩的程度、周轉複始的更替，幾乎等於過去十個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更確切地說，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總共有六代知識分子。以1949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後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無論是前三代還是後三代，都有自己的曆史中軸，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對曆史中軸的理解，成為理解前後三代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五四”和“文革”不僅是一個曆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知識的和心態的分水嶺，以一種什麼樣的閱曆和身分經曆它們，足以區分幾代不同的知識分子。所謂的代溝，也往往通過重大的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865—1880年間，早年受過係統與良好的國學訓練，有傳統的功名，但為變法圖強之故，已經十分重視西學的價值，但那些新知多是從東鄰日本轉手而來，常常顯得一知半解。從骨子來說，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體西用”。盡管如此，他們畢竟是跨世紀的一代，既是中國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識、新思想、新時代的先驅。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影響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