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迎來了一個大拐點，雖然個體有程度的不同，但社會地位的全麵改觀卻是實在不過的。這當然首先要歸功於政策指導下的宣傳導向，其時推介的典型，大都除了學識豐贍、行止有節，還操守良好甚至人格高尚。中國人有這樣的習慣，凡正麵宣傳的事物，如果涉及負麵的內容，一般予以屏蔽，或者含糊其辭，所以，那些年裏，還真是很少有人議論知識分子長期以來遭到質疑、批駁和嘲罵的諸多弱點和不足，對於其中的代表人物尤其如此。偶爾有人提起在荒謬的年代裏一些人所共知的尷尬往事，竟演變成臨危不懼、大義凜然的壯舉——這也難怪，不如此不足以喚起知識分子的自信，也更無從贏得社會對知識、對人才的尊重。
九十年代以來，由於當事人和親曆其事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回憶資料，社會的變化又使這些資料具有越來越多的真實性。人們的注意力自然地向更深的層次轉移，許多學者在研究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後，認識到令人氣餒的事實，即知識分子不僅是“受害者”，而且是“明白的或潛在的加害者”，幾乎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這一點，除了那不到萬分之一的用血肉之軀進行過正麵抗爭的勇士，因為依照雅斯貝爾斯提出的原則，目睹了、容忍了迫害無辜行為的“旁觀者”，也要為迫害者承擔責任。於是幸存的”受害者”成了”加害者”的合謀，他們都“參與了構建壓迫自己的環境”，為每一步迫害的升級鋪平道路。
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大概是巴金。他在《隨想錄》的《解剖自己》一文裏有如下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別人，隻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登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現在讀這些文字，也許會覺得巴老解剖自己還是有些下不了狠手——其實所謂“蠢事”與“壞事”，先前便已經做過了，在“反胡風”、“反右”中的態度以及當年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的致法斯特的公開信之類，難道還不是“效忠”的表現嗎？“文革”並不是什麼突發性的社會災害，沒有許多人、許多年的努力營造，不會有這樣一個舞台，也不會有這樣一場鬧劇。然而當時能像巴老一樣把問題認識到這種程度，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隨想錄》才能觸動那麼多人的良知，也才能讓某些人切齒怒罵。巴金一生著作等身，能讓他在文學史上垂於不朽的，當首推這部真實記載著生命血淚的書。
在文學成就上和巴金相埒的，如老舍、沈從文、曹禺等人，那時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也和他相去無多，總之都是以“緊跟為榮”。隻要是需要表態的時候，都很堅決，力圖以此作為新的起點，雖然下一次“來了”（魯迅語），發現自己仍在原處，但並不氣餒，繼續不懈地配合。老舍死的前一天，並沒有人要求他去單位接受批鬥，可是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革命群眾的教育，那意思當然是希望得到諒解，讓自己投入革命洪流。誰知這些革命群眾並不想讓他革命，隻想從毆打老人的過程中滿足獸性的快感，這太令他傷心，傷心得連“千古艱難惟一死”也變得從容輕易。
對於數不勝數的像老舍這樣選擇了自戕之路的人們，有學者認為他們是用生命作代價來證實自己的清醒和維護自己的清白，這話很勉強，實際上，其中除了極小部分懷著忠而見疑的委屈，絕大多數都是實在不堪再忍受那看不到盡頭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極度折磨，但凡還能活下去，誰會選擇死！這種自殺，實際上和被殺沒有什麼兩樣，所以那時人們發明了一個很得體的說法，叫做“被迫害致死”。所有不堪忍受的折磨往往正是和自己的社會地位基本相似的人群所施加，而這些人中，除了少數挖空心思殘害他人的罪不可逭的惡棍，多數附和者的行為本質上隻是為了劃清界限——把犧牲品劃出線外去，也許能換來自身的安全，或者至少能延緩危險的到來。
一種看似可恥的可悲，才最能體現悲劇的深刻真諦。阿倫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裏舉了一個實例：華沙原有猶太人五十餘萬，根據德國占領軍的要求，猶太的“自治性組織”（叫什麼“委員會”之類）一批又一批地篩選出各類“分子”提交當局送往集中營（或工廠礦山）勞動，然後很快地在那裏死去，最後在隻剩下五萬人時，才爆發了那場“鬼神泣壯烈”的起義。悲劇就是這樣實現了它的完整性。
至於沈從文，因為一開始處境就比他們艱難，故而對後來的挫折便多了一份麻木，但“緊跟”的願望卻並不由此稍減。他性格馴良，做人處事總是“走小邊”，怕給自己帶來麻煩。“反右”鬥爭，他選了一個政治背景和自己差不多的蕭乾開火，指責蕭乾早年就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蕭乾是個極聰明的人，解放後一直“跟得很緊”，參加“土改”的思想總結，曾受到最高方麵的肯定——可以視為殊榮，或許就此忘乎所以了，終於在“陽謀”中翻身落水。其時“勾結帝國主義”一類大帽子，純屬《四進士》裏宋世傑所說的“賴詞”，數不勝數，看似嚇人，全無實據，並未構成為蕭乾定讞的主要依據。蕭乾當然不會為此記恨老友。“文革”後期，蕭乾得知從幹校回來的沈從文住房逼仄，便托人向有關領導反映，希望給予關照。沈從文得知此事，十分不悅。不日兩人在街頭相遇，沈劈頭便問：“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那意思據蕭乾回憶，完全是為了顯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優越感——我並沒有像你一樣淪為賤民，怎麼能接受你的同情？這種曾被魯迅批判過的奴性意識在當時可說隨處可見——即使自己處在極度的貧困和艱難中，一看到狀況更可怕的賤民一族，馬上就會豪情四溢，至少給對方一個鄙視的眼神。
同為大師一級的曹禺，曆次運動中算是跟得最緊的，除了一篇又一篇的聲討他人的文章不斷推出，對自己也能認真清算。幾本已經成為新文學經典的早年之作，這個領導說點看法，他修改一遍；那個文件提出幾點精神，他又修改一遍；翻來覆去，最後改得非驢非馬，慘不忍睹。就這樣，到了“文革”也未能免卻被揪出打倒的劫運。他不理解自己怎麼會是“反動文人”、“帝修反的走卒”、“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渴望像以前一樣地投入運動，“批判壞人”，可是，像阿Q一樣，“投”不進去，隻招來一頓打。他痛苦極了，整天在家裏喃喃自語，要妻子方瑞幫他結束生命，方瑞沒有結束他，卻用安眠藥把自己結束了。
上麵這幾位無疑都是處於知識分子最上層的人物，以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衡諸等而下之者，則可以想見那時廣大知識分子的可憐、可悲和可恥。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要認識這一點並不困難。可是有種人總是有意識地回避，故意把一部有來龍去脈的完整悲劇切割成一出突兀的鬧劇，仿佛就是幾個跳梁小醜倒行逆施製造的一場橫禍，於是，眾多的“合謀者”被解脫了應該承擔的責任，而被片麵地認定為“受害者”，有的甚至被美化為抵製和對抗的英雄。這樣的結果，自然使對於一個曆史時代的認識和表述與它的本質距離越來越遠，難免有朝一日也會作為一代人的懦弱和膚淺的證明，受到後世的指責和嘲笑。
二
以《鐵皮鼓》等著作而名滿天下的諾貝爾獎得主格拉斯，年近八十時出版了《剝洋蔥》一書，為自己青少年時期的惡行自領罪責。他說：
回憶像孩子一樣，也愛玩捉迷藏的遊戲。他會躲藏起來。它會獻媚奉承，會梳妝打扮，而且常常並非迫不得已。它與記憶相悖，與舉止迂腐，老愛爭個是非曲直的記憶相悖。你若是追問它，向它提問，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
格拉斯勇敢地剝去了自己和自己民族曆史的“洋蔥皮”，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開始他並不想坦陳一切，可是心靈的負擔無法減輕，後來他慢慢理解並且承認自己在不知情或者不想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犯罪。他說：
這種罪行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輕，宏觀世界不會失去時效，我依然負有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