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最鮮明地提出經濟學家的“操行”問題的是左大培博士，早在1995年，在有關通貨膨脹是有利還是有害的經濟學界大爭論中，他敏感地意識到了爭論背後某些利益集團的影子，於是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了《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的文字。文字發表之初，可謂“一石千浪”，至今餘波在漾。此後，在有關“經濟學（家）要不要講道德”的爭論中，這一話題也成為討論中的一個熱點；今年年初，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圍繞股市引發的爭論，使得經濟學家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問題再度突顯出來。本文試圖從經濟思想史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出發，對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有怎樣的社會角色，到底應該如何自處，以及社會如何對經濟學家進行約束等等，提出自己的一點見解。
一、從弗裏德曼的矛盾說起
我翻檢了手頭一些經濟學著作，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巨匠弗裏德曼算是比較多地專門論述了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問題。在此方麵，他有兩篇重要的著作：一篇是六十年代中期發表的《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另一篇是八十年代中期發表的《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然而，在他的兩篇著作的相關論述中，充滿了他自己也意識到了的矛盾。
在《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一文中，弗裏德曼首先非常肯定地說，哲學家之所以批評經濟學家在回避價值判斷，是因為他們不明白：“經濟學中本來就不存在價值判斷。”因為“原則上，經濟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學科，所涉及的是環境變動對事件的影響，涉及的是預測與分析，而並不涉及評價問題”。顯然，按照弗裏德曼的這種說法，經濟學家在社會中應當嚴格恪守價值中立，不應該受任何外在的利益所誘惑。
然而，在接下來的文字中，弗裏德曼又轉而承認：“然而，經濟學的確涉及到價值判斷問題。”他擺出的幾條理由，最有說服力的一條是：“經濟學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他們同時也是人，所以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毫無疑問地會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學。”而且他還強調：“無價值的經濟學僅是一種理想，而且，同大多數理想一樣，常常最容易受到人們的推崇。”在這裏，弗裏德曼又認為，因為經濟學家無法擺脫對自利的追求，因此，“價值中立”僅僅是一個有誘惑力、最容易被利用，卻永遠不可能達到的一種理想境地。
理想中的經濟學應該排除價值判斷，而現實中的經濟學家卻因為“也是人”，無法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弗裏德曼的矛盾就體現在這裏。
在《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弗裏德曼認為，自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至今，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有兩種：一是研究經濟運行情況，二是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影響公共政策。經濟學家們也為此“一直遵循同樣的雙重目標：加深我們對經濟運行情況的了解和影響公共政策。”然後，弗裏德曼分析了經濟學家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三種方式。在文中，他要求經濟學家放棄一種幻想：即認為政府官員比別人道德高，並且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他認為，政府官員也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利他，並說了一句著名的話：“這個世界的聖徒追求自己的私利並不亞於魔鬼。”經濟學家提供意見促進公共政策必須對這個前提有足夠的認識。
論述到此，弗裏德曼轉而論述到了經濟學家。他說：“關於經濟學家的論述，我感到自相矛盾。我們也在追求自身利益。我們不能問心無愧地認為自己與政府官員有什麼不同。我們不能把自己作為例外。那麼，問題便出現了：以我們所闡述的途徑來促進公共政策符合我們的私利嗎？這是無法弄清楚的。”他還說：“我們應當承認，我們是那種了解自己利益勝過了解一切、並追求自身利益的人類。”
由此看來，如果說在《經濟學中的價值判斷》一文中，弗裏德曼意識到經濟學研究即在認識經濟運行層麵上無法排除價值判斷，那麼，在時隔二十年後的《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弗裏德曼更明確地意識到：當經濟學家試圖就公共政策提出意見時，更很難排除自己的私利考慮。應該說，弗裏德曼已經完全認為，社會生活中的經濟學與經濟學家肯定是有價值判斷的。
當然，因為弗裏德曼始終從柏拉圖技術主義角度提出，經濟學必須排除價值判斷，所以，他必須解決理想的經濟學與現實的經濟學在價值判斷上的矛盾。而且他也的確為自己解決矛盾留了足夠的“後門”。在《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他提出，經濟學家追求自己的私利並不與追求公共利益相矛盾。理由有兩條：一是斯密所言的，於己有利就是於國有利，反之亦然；二是自身利益並非限於狹義的物質利益。它包括服務於公眾利益、幫助他人的願望。其實，這兩條，現在看來都經不起一駁。前一條，博弈論中所謂“囚徒難題”，恰已提示出，個人理性未必能達到集體理性；後一條，把所有的利他都歸為自利，造成了在邏輯上沒有辦法對經濟學的自利假說證偽，所以，說了等於白說，或者幹脆是一種偽理論。
近年來，中國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要不要講道德問題爭得很厲害，“講不講道德”的問題，就是有沒有立場問題，有沒有自己的私利問題。在我看來，因為有諸多人文學者參與其中，而人文學者偏重於倫理層麵的道德，並沒有追問到利益層麵的問題，所以，很多看法並不確切。即便如此，從這次大爭論中也是可以看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此一問題上的自相矛盾之處。比如，某位經濟學家曾發表長文，論證了經濟學如何不講道德；但很快，在另外一個場合，他又承認，經濟學家也有自己的利益，也追求利益最大化。這樣很容易讓人追問：既然經濟學家有自己的利益，且追求利益最大化，那麼，如何保證他在經濟研究中有一種客觀公正的立場呢？還能說經濟學不講道德嗎？可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也像弗裏德曼一樣無法自圓其說。
所以，要做到理論上的徹底性，包括經濟學理論的徹底性——即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徹底性，解決從弗裏德曼那裏就存在的矛盾，我倒以為，我們莫如幹幹脆脆地承認經濟學家有自身的利益，因此，肯定在現實經濟研究尤其在政策研究層麵上要講價值判斷。講利益，講價值判斷，對於經濟學家這樣的“世俗哲人”沒有什麼可忌諱的，完全不必要擺出“公正、客觀、超脫”的樣子，如果說對於一些人文知識分子還有些羞羞答答的話。
二、經濟學家利益化後的經濟學
經濟學家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有一個如何實現自己的利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經濟學家與其他任何不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的人一樣，隻能選擇為他人服務，而且本能地，將選擇能出最高價錢的買家。於是，在弗裏德曼所在的美國，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服務就成為必然的了。在我國，曾經撰文論證“經濟學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也承認，經濟學家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但也有區別：盡管大家都想賣出最高的價錢，但因為所能提供的服務在質量上的區別，於是，存在一個供求平衡點：即什麼樣的利益集團能出什麼樣的價錢請到什麼樣的經濟學家。